央视网消息（焦点访谈）：1934年，经历过湘江血战的中央红军，陷入了敌军围追堵截的绝境。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年轻的工农红军，乃至刚刚起步的中国革命事业，都面临着成与败、生与死的严峻考验。仗该怎么打，路该往哪里走？在这危急的历史关头，1935年1月，在一幢小楼里，召开了一次生死攸关的会议。这次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国庆前夕，在遵义老城的子尹路上，来遵义会议会址接受红色文化洗礼的游客络绎不绝。

1934年，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历经湘江血战后，人数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前有重兵堵截，后有大军围追，严酷的现实让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以及广大指战员深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危害。每个人的心头都有一个巨大的问号：革命向何处去？中国的出路在何方？

贵州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中共遵义市委党校原副校长谢以佐：“毛泽东提出放弃到湘西的既定目标，转兵国民党军队空虚的贵州。周恩来同志主动站出来，先后主持召开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三次重要会议。这三次会议在有分歧的情况下，逐渐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黎平会议还做了一个重要决定，适当时候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和教训。这其实就是遵义会议的由来。”

1935年元旦前后，红军突破乌江天险。1935年1月7日，红1军团第2师第6团攻克黔北重镇遵义。在遵义，红军官兵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权。短短十几天时间，遵义地区就有4000余人加入红军。在红军广大指战员中，要求改变党和红军最高领导的呼声越来越高。形势表明，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彻底纠正党的领导上的错误，条件已经成熟。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纪念馆宣传教育部讲解员刘澄澄：“遵义会议最开始是由秦邦宪，也就是博古发言。报告中，他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咎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力量的强大，力图为‘左’倾军事路线造成的严重后果开脱和辩解。周恩来作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报告中，他实事求是从主观上找原因，主动承担责任，并且也批评了李德、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谢以佐：“尤其毛泽东的长篇发言，长达两个小时。不但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对‘左’的军事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批判，还强调了下一步应该采取和坚持的正确战略方针。接下来，几乎所有与会人员都发言，以一边倒的方式批判了错误军事路线，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正确战略方针。”

经过三天的激烈讨论，会议以民主集中制原则作出了四项历史性决议：一、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指定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遵义会议后，党和红军转危为安、化险为夷，中国革命斗争的局面从被动转向主动，从此中国革命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更大的胜利。

穿越90年，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依然是我们攻坚克难、行稳致远的制胜法宝。

摊开中国的能源版图，从西北戈壁到东南沿海，新能源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着这片土地的供能方式。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更是历史性超越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第一大电源。

回看我国新能源的发展历程，走的是一条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受制于人到自主可控的独立自主之路。而这条路，走得并不平坦。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党委书记、院长易跃春：“我们国家能源特点是富煤、贫油、少气，另外一方面具备丰富的可再生能源。随着改革开放，工业化、城镇化进一步加快，对能源的需求持续增长。当时从国际背景来看，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东由于国际局势变化，全球出现了多次能源危机。”

我国的可再生能源资源虽然丰富，但起步之初，新能源领域没有一台自主整机、没有一套设计标准、没有一个专业人才。“一穷二白”中，1986年，国家启动“863”计划，支持风电场建设与机组研制。太阳能电池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由航天应用向民用试探。这一阶段，我国风电缺少自主大容量整机设计能力，关键部件依赖进口；光伏高纯多晶硅等关键材料技术没有突破，在国际上没有什么话语权。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桂小阳：“出发时我们是在跟跑。风电方面，2005年全国装机只有126万千瓦；光伏方面，多晶硅年产量不足100吨，九成以上都依靠进口。我们处在全球产业链的加工制造末端，命脉掌握在别人手里。”

到了本世纪初，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能源需求的快速攀升，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给环境带来较大压力，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加快，全球新兴产业形成新的竞争格局。中国意识到，走“引进—落后—再引进”的老路已经行不通。2006年，可再生能源法正式实施，首次以法律形式确立了我国可再生能源“优先发展”的地位。与此同时，国家对风电光伏的国产化率提出更多要求。

易跃春：“国家有独立自主的要求和意识，开发企业来讲，毕竟是商业化运行，有风险合规方面的影响，肯定愿意选国外的风机。在这个阶段，国家通过特许权，对国产化提出明确要求。”

一系列政策的托举，让我国的风电和光伏进入规模化发展的快车道。到2010年底，我国累计风电装机容量达到4470万千瓦，首次跃居全球第一。光伏方面，2007年我国太阳能电池产量从400兆瓦增至约1.09吉瓦，跃居世界第一。虽然产量攀升，但繁荣背后却隐藏着结构性的脆弱：原料、核心技术、市场“三头在外”。

桂小阳：“对独立自主，当时有认识，但认识是在实践中一步步深化的。早期主要落在装备国产化，当时的思路是考虑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把制造能力留在国内，对‘三头在外’的系统性风险认识不够深。”

之后的几年里，这样的现实让光伏产业经历了“生死劫”。2008年金融危机，欧洲对光伏需求骤降，多晶硅价格暴跌九成；2011年—2012年，美国、欧盟相继对我国光伏产品发起“双反”调查，高税率几乎封死出口大门，行业龙头被迫破产重整，光伏行业一度哀鸿遍野。

桂小阳：“经过2008年以后几轮冲击才深刻认识到，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没有自己的市场，产业就没有根。”

在对独立自主有了更深的认识后，国家果断启动国内市场，2014年确立能源安全新战略，通过“领跑者”计划、竞争性配置等推动技术迭代，最终实现市场回归、技术自主可控。

2021年以来，我国新能源发展进入高质量跃升期，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

2023年7月，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海上风电机组成功实现并网发电。这是当时全球已吊装单机容量最大、叶轮直径最长、单位兆瓦重量最轻的海上风电机组。

2026年10月1日，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成功并网发电。这是我国首个正式亮相的三塔光热基地。

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棋芃：“从开发太阳能资源到储存能量、按需释放，共和项目为新能源大规模开发与电网协同运行提供了工程实践。”

现在，我国新能源不仅走出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还交出了规模全球第一、利用全球第一、产业链全球第一、成本竞争力全球第一，“四个全球第一”的亮丽答卷。今天回头再看，当年那份“处处被卡”的清单已经变成“项项自主”的答卷。

易跃春：“通过几十年的发展，清洁能源全面迈上新台阶，开发装机规模不断扩大，成本实现量级下降。产业体系已经完全建立，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除了一路攻克技术难关，新能源发展征程上，中国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作出调整。2016年前后，面对“三北”地区弃风弃光率一度超过20%，没有简单“踩急刹车”限制发展，而是系统性对症下药，务实解决消纳矛盾。在转型节奏上，始终平衡好传统能源和新能源之间的发展关系，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回望这段征程，中国新能源走的每一步，都是立足国情、实事求是的抉择，都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答卷。

桂小阳：“新的长征已经开始，方向更明、任务也更重。坚持独立自主，把技术和产业链的主动权继续攥在自己手里，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把新能源放到整个能源系统当中、经济社会全局当中去谋划。下一程，我们还会一步一个脚印，把中国的能源饭碗端得更牢，把绿色发展的路走得更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