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6月24日，對漫步於澳門街頭的市民與遊客而言，或許僅是盛夏時節尋常一日。這座素有「蓮花寶地」之美名的城市，近代史上雖偶遇波瀾，卻總能避開大規模戰火，即使在二戰烽火席捲粵港之際，於日軍鐵蹄之下保有片刻安寧。然而鮮為人知的是，404年前的6月24日，澳門曾爆發一場決定遠東海權走向的關鍵戰役。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艦隊兵臨城下，硝煙蔽日，不僅險些改寫這座小城的命運，更在無形中為今日的東亞格局烙下了深刻印記。
1864年，葡萄牙人在得勝花園建立了一座勝利紀念碑，紀念葡國1622年在葡荷戰役中取得勝利。（勞加裕攝，摘自「 澳門記憶 」文史網）
由 梵 蒂 岡 宗 座 圖 書 館 收 藏 的1607年「 澳 門 地 誌畫 」，圖中可見當時的澳門是一處繁華的貿易港口。（澳 門 科 技 大 學 圖 書 館 提 供， 摘 自「 澳 門 記憶 」文史網）
1665年出版《 荷使初訪中國記 》法譯本中收錄了一張插畫，描繪的正是荷蘭人入侵澳門的海戰場景。（Wikimedia Commons圖片）
歐陸變局下的遠東漣漪
這場被歷史學家稱為「澳門之役」的衝突，爆發的原因可追溯至半個世紀前的歐洲。1568年，為反抗西班牙的鐵腕統治與宗教壓迫，尼德蘭（荷蘭）揭竿而起，點燃了歷時八十年的獨立戰爭烽火。1581 年，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兼併葡萄牙，締造了史上首個「日不落帝國」。此舉引發致命的連鎖效應：新興的荷蘭東印度公司為打擊宿敵西班牙，旋即將矛頭指向其「附庸」葡萄牙在遠東的貿易命脈。而這條命脈的核心樞紐，正是自1553年起向明朝強行「租借」、壟斷中日貿易線而迅速崛起的澳門。
血色羅生門：廿一年前的未解之仇
大戰的爆發絕非偶然，其導火線早在21年前便已埋下。1601年，荷蘭船隊首度叩關澳門外海。在天主教耶穌會士格雷羅的筆下，葡人抵禦「新教異端」荷蘭人的過程是一場聖潔之戰；然而，在衝突中倖存的荷蘭水手卻控訴葡方以和平為餌，誘殺無辜商人。雙方各執一詞，交織成難解的血色羅生門。
與此同時，中國明朝朝廷內部的利益糾葛更令局勢愈發複雜。據明代官員朱吾弼奏摺所載，時任廣東稅監太監李鳳因與澳葡當局發生徵稅衝突，意圖勾結「紅毛夷」（荷蘭人）以打擊「澳夷」（葡萄牙人）。而從後來截獲的澳門法官信函中，葡人亦坦承其殘殺俘虜的深層恐懼——唯恐荷蘭人與中國直接建立貿易關係，動搖其賴以維生的商業壟斷。這股夾雜著宗教狂熱和利益之爭的仇恨種子，終在21年後，促成荷蘭集結17艘戰艦、2,000精兵，如烏雲壓境般直撲澳門。
驚天一炮：耶穌會士的制勝一擊
1622年6月22日，一場看似實力懸殊的荷葡決戰拉開序幕。其時，澳門防禦空虛，葡萄牙正規軍僅得區區150人，守城形勢岌岌可危。
然而，命運在6月24日這天迎來驚天逆轉。位於制高點、尚在施工的大炮台上，耶穌會神父雷歐（Jerónimo de Rho）親自操炮，其中一發炮彈不偏不倚擊中荷軍陣地的火藥桶。轟然巨響中，火光沖天，敵營大亂。葡軍守卒趁勢發動反攻，最終以少勝多，將潰敗的荷軍逐回海中，據史料記載當時灘頭遺屍百餘具，足以見證此役之慘烈。
1622年，當時未完全竣工的大炮台成為了葡萄牙人擊敗荷蘭強敵的制勝關鍵。（Antonius攝，摘自「 澳門記憶 」文史網）
命運分水嶺：勝者築城，敗者東渡
此次戰役將參戰各方推向截然不同的歷史發展軌跡。葡萄牙人以此役為鑑，不再理會明朝官方的掣肘，大興土木，修築綿延的城牆與堅固的炮台工事。1623年，首任澳門總督馬士加路也正式履新，澳門的政治格局與城市規劃自此底定。這套為應對強敵而生的防禦體系，日後成為這座城市數百年來免於戰火塗炭的「護身符」。
反觀荷蘭，指揮官雷爾生率殘部北上，在攻擊廈門失利後，最終於1624年落腳台灣大員（今台南），築起熱蘭遮城，揭開了台灣長達38年的荷據時代序幕。此後，荷蘭人更逐步取代葡萄牙人在日本的貿易地位，使澳門的商業帝國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
時光流轉400年，半島上的烽火早已隨風而逝。當遊客今日行經得勝花園等這些因戰役而命名的地標，似乎鮮少有人能想起那個400多年前驚心動魄的夏日。但這座城市所保留下來的華洋融合的多元文化根基，亦是得益於這場戰役之後相對和平的歷史環境。這份獨特的歷史積澱，在今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時代機遇下，正轉化為面向未來的發展優勢，讓這座從海防要塞蛻變而來的城市，平穩地走向下一個繁榮時代。
（本文部分內容引自勞加裕所著之《半島上的烽火——葡荷澳門之役，1622年》，摘自「澳門記憶」文史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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