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改革报）

转自：中国改革报

机器人学校解决机器人“会不会干活”的问题，立法解决企业“敢不敢长期投入”的问题。制度环境好不好，直接决定技术创新能走多远。

□ 本报评论员 杜 壮

智能机器人跻身新兴支柱产业，各地围绕这一新赛道的布局正加速展开。赛道热度之下，真正拉开差距的，往往不是谁招引的项目多，而是谁先把场景验证和制度供给的短板补上。

近期，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一家特殊的“学校”正在引发关注。这里的学生不是人类，而是形形色色的人形机器人。来自16家签约企业的30台机器人成为首届学生。它们在这里学习走路、抓取、避障，甚至学习如何在工厂流水线上与人类协同作业。

这所“机器人学校”的背后，是杭州在具身智能赛道上的系统性布局。而更具标志性意义的是，2026年5月1日，《杭州市促进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聚焦具身智能机器人领域的地方性法规，共7章50条，覆盖技术创新、基础设施、产业培育、场景赋能、安全管理等全链条。从一所机器人学校到一部地方性法规，杭州没有停留在“给钱给地”的常规招商套路上，而是试图用法律条文为一条尚在成形中的赛道铺设可预期、可操作的制度轨道。

杭州为什么急着立法？

先看体量。杭州已集聚机器人相关企业700余家，2025年具身智能产业集群产值达1068亿元，四足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在国内市场的份额分别占到80%和50%。产业跑到了前面，痛点也暴露在前面。核心技术攻关存在“卡脖子”环节，公共数据和中试平台供给不足，应用场景“看得见、落不下去”，企业最怕的是政策摇摆带来的预期不稳。

此外，这条赛道上没有现成的立法经验可以照搬。杭州的选择是立法因产业需求而起，要落到产业一线。立法调研深入产业链核心企业，企业反映的“数据能不能拿到”“样机去哪里验证”等问题，被梳理成清单，转化为条文。《条例》设立基础设施、应用赋能专章，规划建设新一代网络、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应用中试、检测检验等具身智能机器人基础设施。对前沿技术，《条例》指出，“探索具身智能机器人沙盒监管等包容审慎监管模式”，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给试错留出空间。

这既是一部完善“管”的法，更是一部凸显“促”的法。《杭州市具身智能机器人“强链补链”行动方案（2026-2027年）》指出，2027年前建成100个应用场景，单个示范项目最高奖励100万元。机器人学校、中试基地等与《条例》中的制度安排形成呼应，构成“法规+方案”的组合。

北京走的是另一条路，但方向相同。2026年11月，《北京市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2028年）》发布，以“六大工程”形成三年施工图。该方案指出，到2028年培育不少于5家国际一流、10家国内领先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北京的重心在于技术策源和产业链控制力，用工程化、指标化的方式把“国际一流”拆解为可考核的任务。

此外，上海、广东、江苏、湖南等地，密集出台了支持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路径各有侧重。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瞄准引领未来发展重点领域，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数据显示，到“十五五”末，智能机器人等新兴支柱产业的产值有望翻一番，达到10万亿元以上，成为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具身智能当下要解决的，是从实验室到产线的“最后一公里”，而制度供给恰恰是这条路上最需要补上的基础设施。杭州的立法和机器人学校，本质上是在做同一件事，就是把未来产业的不确定性，通过制度化的训练场、中试平台、数据规则和监管框架，转化为企业可以计算、可以预期的投入产出。

机器人学校解决的是机器人“会不会干活”的问题，立法解决的是企业“敢不敢长期投入”的问题。技术迭代往往以月计，制度更新却常以年计。杭州选择用立法而不是临时政策来回应产业需求，本身就是一种信号：制度创新替代不了技术创新，但制度环境好不好，直接决定技术创新能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