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喜芳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研究员

吴开尧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教授

2026年10月20日至21日，第33届亚太经合组织（APEC）财长会议在中国香港举行。会议审议通过《2026年APEC财长联合声明》与《亚太地区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政策声明》，形成《支持民生发展与投资于人——推动亚太地区可持续增长的财政政策报告》《亚太地区普惠金融创新实践案例集》等成果文件。在满屏的关税、增长与融资数字背后，有个值得深度解读的信号——投资于人。

第33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财长会一连两日在港举行。（图片来源：大公文汇）

这并非过度解读。就在同一个月，第八届APEC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在南京举行，《南京声明》将“投资于人并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列为三大支柱之一，并通过了APEC人力资源开发合作历史上第一份聚焦人工智能的附件成果。当南京的HR部长们把“投资于人”写进人力资源共识，香港的财长们又把它写进财政政策共识。所有这些，呈现了一个清晰的信号：面对人口结构拐点与人工智能冲击下的重塑就业，“人”以一个新的姿态站上了亚太经济治理的C位。亚太共同体的下一程，正在开展从“物的联通与积累”向“人力资本”的切换。

从“投资于物”到“投资于人”：一场财政范式的转向

过去三十年，亚太的繁荣建立在一张由货物、资本与技术织就的互联网上。然而，从边际收益递减的视角看，当关税壁垒持续消减、供应链趋于成熟、跨境资本流动的制度框架基本定型，“物的互联互通”可挖掘的增长空间正渐趋平缓。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等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重塑增长函数的形态——决定区域竞争力的要素，正越来越多地从“我拥有多少产能”转向“我拥有多少能驾驭新技术的人才”。

这正是本次APEC财长会“投资于人”的经济学逻辑。诺贝尔奖得主舒尔茨与贝克尔早已论证，人力资本是比物质资本更具持久回报的内生增长变数。本届财长联合声明罕见地将“在全生命周期投资于人力资本”写入财政政策共识，世界银行据此编写的报告进一步阐明：精准支持家庭、强化居民消费的财政政策，短期可稳内需，长期则通过提升生产率支撑可持续增长。公共财政的功能认知正被重新定义——从“补贴民生”走向“投资于人”，从“物的投放”走向“人的增值”。

三大共识，皆系于“人”

APEC财长会会议主席、中国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将本届会议概括为三大共识：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协调，推进财经领域务实合作，深化区域一体化进程。表面看，三大共识皆指向“钱”；深一层看，其落脚点都离不开“人”：

宏观政策协调的本质，是护住“人的预期”——只有稳定的政策环境，才能让家庭敢于消费、企业敢于投资、劳动者敢于择业；财经务实合作与长期可持续发展，核心正是把有限的公共资源投向人力资本、技能与数字素养，为跨越周期蓄力；至于区域一体化，其最终形态不仅仅是“规则共同体”，更是“人的共同体”。

当然，上述皆系于“人”的共识能否落地，取决于下一步的制度设计能否让技术、机会与尊严在人与人之间流动。这正是11月APEC深圳峰会值得关注的地方。

当“物的投资”遭遇能力瓶颈

本届APEC财长会在机制层面的最大亮点，当属《亚太地区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政策声明》。它不再停留于“要不要投”，而是回答“钱从哪里来、怎么花得动”：公共部门营造清晰、透明、可预期的政策与监管环境；私人部门发挥主导作用，提供资金与技术；多边开发银行通过担保、混合融资与专案准备撬动私人资本，形成“全生态动员”的融资格局。

当然，这份声明也暴露了亚太经济合作的一个深层挑战：过去三十年“投资于物”的路径依赖，正在遭遇能力侧的瓶颈。声明指出，“一些经济体仍存在巨大融资缺口”，但更值得关注的是，能力缺口会放大融资缺口。数字基础设施的回报高度依赖于使用侧的能力密度——企业是否具备数字化运营能力，劳动者是否具备基本数字技能，监管者是否具备与跨境数据流动相匹配的制度能力。当这些条件不具备时，专案投入的回报率预期趋弱，社会资本参与意愿下降，公共部门兜底的财政压力会进一步上升。反过来，如果“投资于人”能够形成可验证的能力提升，它就会改善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预期，使“全生态融资”框架真正运转起来。

更深一层看，亚太经贸合作面临的挑战不止于融资。地缘经济层面，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持续侵蚀规则基础，供应链重构带来效率损失；制度供给层面，APEC作为非约束性论坛，约束力天然有限。而过去“投资于物”的惯性，使得政策资源更多流向硬件与产能，人力资本、技能标准和制度互认的投入相对不足。当外部冲击来临时，物的韧性有限，人的韧性才是根本。亚太合作要从“物的路”转向“人的路”，首先需要正视这一结构性失衡。

香港—深圳：从“声明”到“机制”的关键一跃

今年APEC“中国年”的线索在三场会议间递进：南京人力资源部长会把“投资于人”写入人力资源共识，香港财长会把它写入财政政策共识，深圳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以“开放、创新、合作”接续。香港回答了“钱从哪里来”，深圳要回答的是：融资框架搭好之后，能力侧能否跟上。

10月15日举办的第四届深港双城发展论坛，释放了一个值得记取的判断。圣方济各大学校长张仁良提出了一个比较犀利的判断：深港合作过往侧重交通、基建、资金的“硬联通”，未来二十年要重点推进人才、知识、制度的“软联通”；“投资于人”不能简单等同于职业技能培训，其本质是围绕人的全面发展开展系统性制度建设。这恰好点中了深圳峰会的检验标准——“投资于人”能否从财长会的原则性共识，进入“开放、创新、合作”的制度设计。开放维度，互联互通若只触及货物、资本与数据的流动而不及技能资格的区域互认，数字互联互通的社会基础便不完整；创新维度，AI议程若只聚焦算力与投资，不配套面向中小微企业和劳动者的能力建设，“AI鸿沟”只会加深；合作维度，财长会已原则支持青年财经人才能力建设，深圳能否将其转化为有周期、有指标的区域安排，是“合作”是否落到“人”身上的直接窗口。三者任一取得实质进展，都比宣言中重复“投资于人”更有分量。

把“投资于人”嵌入亚太合作的底层逻辑

作为亚太地区层级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APEC要把“投资于人”从当前的主线升级为可落地的亚太经贸政策重心，仍有较长的路要走，面临两重约束。

一是财政逻辑的张力：投资于人回报周期长，而财政可持续性压力短期更紧迫。财长会声明在强调人力资本投资的同时重申财经纪律，两者的平衡是操作性的而非修辞性的——若人力资本投入不能与生产率提升、税基扩大形成可验证的关联，便难以在紧缩周期中保住优先顺序。

二是APEC作为非约束性论坛的制度边界：技能互认、资格衔接、跨境培训平台所要求的承诺深度，远高于关税减让。APEC的长处在于锚定方向、提供框架、降低协调成本，而不在于强制。深圳的现实空间，不在于一举解决深层制度协调，而在于找到可操作的中间层：以数字能力建设为切口，把“人”的议程嵌入已有的贸易便利化与互联互通框架，使其不必等待宏大协调便能产生边际进展。

回望三十年，亚太共同体走的是“物的路”，成就在于把关税降下来、供应链连起来、资本引进来。这条路走到今天，边际收益正在递减；一条“人的路”正在声明与共识中成形。“投资于人”最终考验的，不是财政能不能拿出钱，而是亚太愿不愿意把“人”从增长的“结果”重新理解为增长的“条件”。当财长们把全生命周期人力资本投资写入财政共识，当南京把人工智能与就业的关联写入部长声明，当深圳即将把“开放、创新、合作”提上领导人议程，亚太共同体才开始从“物的连接”走向“人的韧性”。繁荣的尽头是人，共同体的底色也是人。

这条路不会比“物的路”更平坦。但方向已经写入声明：从“物的积累”到“人的增值”，从“规则共同体”到“人的共同体”。下一步，是让声明变成机制。因为最终定义亚太共同体的，不是关税与产能，而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