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幕式现场

2026年10月17日，《北京抽象：非虚构的形而上》在北京798共同艺术中心开幕。展览由王将策展，集中呈现白京生、冯良鸿、李迪、梁好、林菁、马可鲁、马树青、毛栗子、孟禄丁、谭平、袁佐十一位艺术家近年来的力作。

作为一个成立于2017年、组织形态松散的艺术家团体，“北京抽象”的这11位艺术家，路径不同、各有建树，创作实践贯穿中国当代艺术史，既深植于北京地域的精神底色，也与西方抽象艺术脉络建立连接、展开对话，并在差异中形成张力。

本次展览以“非虚构的形而上”为立意，试图探讨全球化与在地性的互补与博弈，呈现“北京抽象”破除既定虚构、于现实土壤中重塑存在之姿的形上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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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艺术中心长期关注中国当代艺术的多元实践，此次展览亦是对“北京抽象”近十年行动的一次阶段性梳理。策展人王将在展览前言中提出，如果说西方形式自律在某种程度上营造出关于纯粹视觉的“形式虚构”，中国曾占主导地位的写实主义又容易流于意识形态的“观念虚构”，那么“北京抽象”的底色则与二者不同：它与中国的现实高度关联，也与北京这座城市的象征意涵密不可分。其“非虚构”并非纪实式的现场还原，而是解构既定图式、摒弃观念虚饰的存在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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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位艺术家，11种语法

从展览现场展出的作品来看，“北京抽象”最显著的特征是语言上的各自为阵。这一团体“没有宣言，没有纲领，没有章程，没有任何可以想见的约束，也没有共同的艺术主张”。这种遵循排除法逻辑的行动框架，在策展人王将看来，使团体避免被纳入宏大叙事，保持彼此界限，是为了自由；维持自我意识独立，是为了抵御规训。

但松散不意味着没有共识。艺术家袁佐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把这些人聚在一起的是彼此之间的朋友关系，或相互共有的个人经历，尤其是海外学习与生活经历，使大家对当代艺术有相近的理解和看法。“每个人对艺术的理解不尽相同，或者说有很大差异，我们非常尊重每个人的想法、实验和创作，也可以不太留情面地相互指出，彼此讨论、批判或鼓励。”袁佐说，艺术家之间的相互“critique”可能是这个团体最有生命力的东西。他特别提到，本次展览中毛栗子、冯良鸿、孟禄丁等艺术家的新作都有变化，孟禄丁开始做三维作品，跨度很大，是一种非常全新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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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在11位艺术家的实践中亦表现为不同的方向：毛栗子曾是“星星画会”主要成员，其抽象中融入强烈的中国意味；林菁自幼受家学熏陶，打通艺术与设计隔阂，抽象在她手中是一种游刃有余的感知选择；白京生既浸润于前卫思潮，又曾长期赴美生活，画面平衡理性与感性；梁好以雕塑的材料和多维形态暗示时间空间的存在；马可鲁的“阿达”系列在书写、拓印、摔打等方法中形成独特形式；冯良鸿持续在画布上进行抽象实验；李迪曾旅居德国二十年，马树青的创作则围绕其德国留学时开始的观念探究；孟禄丁近作转向三维；谭平、孟禄丁在中央美术学院推动抽象与自由绘画教育，袁佐投身清华美院及美术馆机构学术建设。相同之处在于，他们大多将抽象视为一种可被组织、重塑的语言，而非固定风格；不同之处在于，每个人组织语言的语气、语法和身体经验各不相同。

抽象在中国：破除两种“历史虚构”

展览将中国抽象艺术长期面对的论述困境概括为两种“历史虚构”：其一，将中国抽象置于西方线性现代性的进化谱系中，降格为迟到的、模仿性的样式响应；其二，以狭隘地方主义与精英叙事，将讨论限缩于封闭圈层。策展人王将认为，“北京抽象”直面的现实远比这套双重虚构复杂：全球化的形式语言与在地生存经验同时存在、相互纠缠，绘画媒介的实体物性构成“非虚构发生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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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判断与团体成员的经历互为印证。共同艺术中心主理人鲍禹在采访中回忆，“北京抽象”最初的聚合与彭锋策划的一次香港展览有关，参展的中国抽象艺术家工作室多在北京，且大多有海外学习生活经历。她强调，北京作为艺术家和工作室聚集地，其面貌是多元包容的，并不是一个有特殊主张、流派或概念的地方。“你看他们的作品，每一个人表达的风格、观念甚至技法都不太一样，甚至大相径庭。但他们都在研究抽象，每一个角度都不一样。”在鲍禹看来，这些人除了做艺术，更多是朋友和亲情式的情感羁绊，这种关系使团体得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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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抽象”的行动方式被概括为“顿挫”——“顿”是力量的驻留、下沉与在场，是在地经验对平滑符号流的阻滞；“挫”是在现实摩擦中的积极转向与审慎反思。在顿与挫之间，个体存在抵抗同化，地方化抽象不断诘问普遍理论的边界。

这也回应了“抽象在中国”的路径问题。策展人提出，中国抽象既不应被看作西方风格发展的延迟或不完整版本，也不应被封闭在地方主义圈层中。“北京抽象”以跨语际实践重塑通用语言：西方语言进入本土，东方精神走向全球。团体内部保留音调和音色的差异，没有整齐划一的呐喊，也没有协调的和声。北京这座城市的干燥空气、风沙、红墙灰砖，以及中轴线、环路和垂直交叉的街路，构成一重巨大的抽象尺度，为此处发生的抽象带来风土气息；但北京同时是全球化的关键节点，地方性与全球性并不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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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佐对“抽象”这一命名本身保持了审慎。他在采访中直言，自己一开始不太同意团体名称中的“抽象”二字。他认为，抽象艺术在西方特定环境下发展到极简主义之前已基本结束，后来变成哲学和语言问题，与绘画关联减弱。“拿我个人来讲，我不认为我们现在所做的跟抽象绘画有特别重要的关系。我在绘画中还是强调直觉、本能和下意识，当这三种东西同时发生并坚持到画面最后，产生视觉冲击力，这就是绘画最重要的东西。”这段表述恰好揭示了“北京抽象”内部的张力：团体以“抽象”为名相聚，却并不愿被“抽象”的概念史所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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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抽象终结之后”继续行动

从2017年到2026年，“北京抽象”近十年的松散相聚，标示出一种不同于流派化、宣言化的团体形态。它不提供亟待归类的艺术范式，而是呈示一种切近此时、此地、此身的存在姿态。十一位艺术家以各自的语言回应全球化的形式语言与在地生存经验的纠缠，将抽象从风格问题转化为语言问题、主体问题与现实问题。

对于观众而言，这场展览既是一次对十一位艺术家近年创作的集中观看，也是一次关于“抽象在中国”如何摆脱模仿叙事与封闭圈层、如何在现实裂隙中积蓄“顿挫”气力的现场提问。正如策展人所言，经由否定之否定，那些终极的解答不复存在。抽象成为一道向着历史与现实敞开的命题。在历史的缝隙间与现实的重力下，艺术家向广袤的世界掷出独属于自己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