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經濟格局大調整的時代背景下，香港正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這座曾經憑藉「轉口貿易、航運、金融、地產」四大經濟支柱騰飛的城市，如今面臨着地緣政治博弈、內地城市崛起、人才結構重塑等多重挑戰。如何在變局中開新局？如何在新一輪全球競爭中佔據制高點？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林龍安接受採訪時強調：「我希望十年後的香港，能在『國際金融中心』之外，牢牢貼上『全球跨境科創金融樞紐』的核心標籤。」

「一國兩制」：香港最核心的不可替代特質

提及香港在國際的「仲介人」角色，林龍安指出，香港最核心的不可替代特質，是「一國兩制」賦予的制度唯一性——作為中國唯一實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轄區，香港兼具國家主權保障與高度自治優勢，成為內地與全球雙向連通的專屬制度門戶。

「這一特質造就了香港戰略排他性，」林龍安解釋道，「依託離岸人民幣交易、中概股回流等核心金融樞紐地位，整合大灣區腹地資源與全球通用規則，形成的『在岸＋離岸』雙重屬性，是其他國際金融中心無法複製的。」

在地緣政治波動加劇的當下，這一特質的戰略價值更加凸顯。林龍安認為，香港已成為稀缺的確定性錨點，憑藉憲制保障的制度穩定性，成為資本與企業的中立避風港、跨境規則的核心轉換器。他強調：「這種抗風險能力並非單純的人才和經驗所能替代。」

與其擔心「零和博弈」不如追求「戰略共生」

面對內地海南自貿港封關運作、上海深圳金融功能日趨成熟的競爭態勢，外界不乏對香港前景的擔憂。然而，林龍安對此有着截然不同的判斷：「香港與內地金融中心的協作，不是零和博弈，而是戰略共生。」

他進一步闡述了理想的分工體系：香港應與上海形成「在岸＋離岸」雙核心，與深圳打造科技金融協同體，與海南共建跨境金融創新試驗田。林龍安描繪道：「理想狀態是形成『香港聯通全球、上海引領在岸、深圳驅動科技、海南探索開放』的分工體系，讓香港的國際優勢與內地的市場深度、科創活力、政策空間充分結合，實現聚合效應，共同為中國經濟高品質發展與金融強國建設提供強大支撐。」

香港、上海、深圳、海南四地各展所長，錯位互補。具體而言，林龍安建議香港聚焦跨境資本流動、資產管理、風險管理、國際上市融資與普通法爭端解決，成為中國對接全球金融體系的「超級連絡人」；上海側重在岸市場建設、金融產品定價、人民幣國際化在岸端與金融科技監管創新，與香港形成「雙核心」互補格局。深圳依託大灣區科創產業集群，聚焦金融科技應用、跨境金融創新、創業板與私募通，打造深港金融科技全球中心；海南則憑藉「零關稅＋封關運作」優勢，探索資本項目開放、跨境資管試點與離岸貿易結算，成為香港金融創新的「南部分支」。

香港需要的不是「工業革命」而是「新型工業化」

當被問及香港是否需要一場「脫胎換骨」的工業革命時，林龍安的回答很具戰略高度。他直言，香港需要的不是傳統意義的工業革命，而是聚焦高增值環節的「新型工業化」（工業4.0＋）。「這是實現經濟多元化的必由之路，而非可選之路。」林龍安強調，香港的未來，不是「放棄金融」，而是「金融＋科技」雙輪驅動。通過「新型工業化」實現經濟轉型，用制度創新引導資本投向硬科技，讓房地產成為科技生態的支撐而非阻礙，將香港打造為全球金融科技中心、硬科技融資樞紐、跨境創新策源地，在新一輪全球競爭中佔據制高點。

談及未來二十年香港金融地產與科技賦能之間的消長關係，林龍安認為：「這不是『此消彼長』的零和遊戲，而是『科技賦能地產、地產支撐科技』的雙向賦能關係，最終形成『科技＋地產』的新生態。」對於如何說服習慣了金融快節奏的香港資本投向研發周期長、風險大的硬科技領域，林龍安認為需要構建「政府引導＋市場運作＋跨境協同」的多層次資本生態，用制度設計降低風險、提高回報，讓「耐心資本」成為香港新標籤。

國際易貨中心：數位時代的商業回歸

在訪談中，林龍安詳細解讀了他提出的「國際易貨中心」構想。林龍安建議，藉助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和國際貿易樞紐的優勢，建設數位化跨境易貨平台。利用新型易貨貿易的創新模式，不僅可以安全和高效解決傳統跨境支付體系中的諸多問題，打破傳統貨幣結算方式中的匯率波動等制約，還可以促進人民幣在大宗商品交易中的使用，同時推動中國產能「走出去」，提升中國企業在全球市場中的競爭力和影響力。

面對「為什麼還要回頭搞易貨」的疑問，他解釋道：「易貨的復興不是對貨幣經濟的否定，而是在數位時代下對商業本質的回歸——價值交換而非貨幣交換。它與手機支付共同構成現代經濟的『雙引擎』，滿足不同場景下的交易需求。對於企業而言，善用易貨工具，就是掌握了現金流管理、庫存優化和風險對沖的關鍵密碼。」

林龍安進一步拆解了現代易貨的底層邏輯鏈。第一，現金流保衛：以所有換所需，無需現金完成採購／結算，釋放現金投入核心業務。第二，庫存檔活：將滯銷實物閒置服務轉化為有效資源，破解「滯銷－佔倉－貶值」閉環。第三，風險對沖：跨境易貨規避匯率／匯兌損失，實物交換抵禦通脹，還可抵扣應付帳款緩解債務。第四，低成本拓客：無現金交易觸達現金管道難以覆蓋的客戶，為後續現金交易鋪墊長期合作。

對於易貨貿易在高層面金融戰略中的定位，林龍安認為，現代易貨貿易（尤其數位易貨）可被視為人民幣在資本項下自由兌換前的「以物為媒」壓力測試，而非簡單的「繞過SWIFT」工具。他強調：「易貨是資本項目未完全開放期的『特殊試驗田』，其終極價值不在於『繞過SWIFT』，而在於為人民幣構建『商品信用＋貨幣信用』雙重支撐的國際化路徑。」

青年展望：在變革中定義「逆天改命」

訪談中，我們深入了解了林龍安的人生經歷。二十九歲那年，他因籌措弟弟的醫藥費，毅然放棄財政局穩定的「鐵飯碗」，踏上充滿未知的創業之路。

「放棄公務員的決定，其實沒有太多猶豫，更多的是一種『沒得選』的堅定。」林龍安回憶道。「安穩的現狀換不來家人的安康，這份對家人的責任，壓過了對未知的恐懼。閩南人骨子裏本就有『愛拚敢贏』的韌勁兒，時代的機遇，也給了我闖一闖的底氣。」他坦言，從按部就班的體制內，到一切從零開始的創業路，落差和壓力都擺在眼前。「說完全不忐忑是假的，但為了弟弟的執念，支撐着我熬過了最初最艱難的時光。創業的起點從不是什麼遠大的抱負，而是對家人最樸素的守護。」

如今事業有成的林龍安，談起當年的抉擇感慨萬千：「那一次的抉擇，不僅是為了籌措醫藥費，更是我人生的一次轉身。它讓我懂得，責任是前行最硬的底氣，而時代的機遇，永遠留給敢闖敢幹的人。也正是那段從零開始的經歷，讓我後來的創業之路，始終守着『用心』和『擔當』的初心，不敢有絲毫懈怠。」

談及當年放棄財政局「鐵飯碗」投身創業，而今年輕人卻扎堆考公尋求安全感的現象，林龍安坦言：「擇業本無對錯，考公求穩或創業打拚，只是不同時代下的理性選擇，並非對創業紅利的誤判。」他進一步分析：「我當年下海，是恰逢改革開放的機會型紅利，更因家庭剛需迫不得已；如今市場經濟更精細化，創業門檻和挑戰都更高，年輕人考公尋求安全感，是對當下環境的客觀判斷，無可厚非。創業紅利從未消失，只是變成了拚專業、拚創新的價值型紅利，而考公與創業，都是實現人生價值的不同路徑，適合自己就好。」

對於現在香港和大灣區的年輕人面臨高才競爭與不確定性、感到迷茫和「改命無望」的現象，林龍安給出了誠摯的建議。他說：「現在的『逆天改命』，早已不是當年單純靠敢闖敢拚求溫飽、出人頭地，而是找準自身定位，靠專業和深耕實現獨有的人生價值，方法也從蠻幹變成了巧拚、實幹與善借勢。大灣區和香港的融合，本就是最大的機遇場。」

林龍安建議年輕人：「放下焦慮，先扎根一個領域做精做深，跨界學習灣區融合的新知識、新技能；不必急於求成，從小事積累能力和經驗；更要保持韌性，接受試錯，善用大灣區的資源聯動優勢，把個人發展和區域發展結合起來，這就是當下最實在的『改命』路徑。」

最後，當被問及若重回二十九歲，會建議年輕人向哪個領域發展時，林龍安的回答既務實又有前瞻性：「若重回二十九歲，我會建議年輕人緊扣灣區融合的核心機遇深耕：一是AI＋跨境電商／數字貿易，借灣區製造和港澳管道優勢做創新；二是新質生產力相關領域，如半導體、新能源、生物醫藥，依託灣區科創走廊找發展；三是跨境服務賽道，如跨境金融科技、跨境物流，用好港澳的制度和資源優勢。不用貪多，選一個領域做精做透，把個人發展和灣區協同綁定，就是最好的選擇。」

願景：十年後的香港

訪談接近尾聲時，我們請林龍安描繪他心中十年後香港的願景。他的回答既具體又振奮人心：「我希望十年後的香港，能在『國際金融中心』之外，牢牢貼上『全球跨境科創金融樞紐』的核心標籤」。林龍安進一步闡述道，這一定位的核心內涵是「科創研發找灣區、科創融資找香港、科創出海找香港」的錯位定位。他說：「香港既要區別於深圳的『全球科創產業中心』，又要與上海的『在岸科創金融中心』形成互補，成為連接內地科創生態與全球科創資本的唯一跨境橋樑。」

兩個多小時的訪談，林龍安從宏觀的國家戰略到微觀的個人選擇，從國際金融格局到年輕人的創業路徑，展現出一位元企業家、全國政協委員的深刻思考與務實智慧。

面對充滿不確定性的未來，香港需要的是堅定制度自信、深化區域協同、擁抱科技創新；而對於每一位年輕人而言，無論選擇哪條道路，「敢闖敢拚」的勇氣與「做精做透」的韌勁，或許正是這個時代最寶貴的品質。正如林龍安所言：「責任是前行最硬的底氣，而時代的機遇，永遠留給敢闖敢幹的人。」

（來源：中評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