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尺巷再次万众瞩目。

“让他三尺又何妨”？300多年前，张英以一己胸襟，换来睦邻友好，留下了“六尺巷智慧”，见证了桐城和谐之美。

来自新华社的报道，17日下午，领导人来到安庆桐城市，了解六尺巷历史及其传承，察看“桐城派”相关文物资料，听取当地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等情况介绍，强调要加强历史文化保护，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协同发力，打牢社会治理的文化根基。

领导人说，六尺巷体现了先人化解矛盾的历史智慧，要作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场所，发挥好中华民族讲求礼让、以和为贵传统美德的作用，营造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环境。

张英（1637——1708），字敦复，号乐圃，又号倦圃翁，安徽桐城人。康熙六年进士，累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其子张廷玉，历仕三朝，是整个清朝唯一配享太庙的文臣，也是唯一配享太庙的汉臣。

康熙五十四年秋，大臣李光地请假归葬，张廷玉拿着父亲张英的《行状》来到李家，想请李光地给父亲写个《墓表》。李光地则请方苞代自己作《张文端公墓表》。

康熙四十七年（1708），张英卒于桐城。而此年，方苞恰好也回桐城省墓。张英葬在桐城城北的龙眠山中，方苞也于此年入城北龙眠山，并在此年写有一篇《祭张文端公文》。

方苞客游京师时，张英已经身居要职，地位显赫。一直有提拔方苞之心。方苞感恩于老相国张英对自己的提携与掖进，从写《祭张文端公文》到代李光地撰《张文端公墓表》中，字字深情，可见深谊。

六尺巷与其背后的“桐城派”，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与文脉传承。而为六尺巷主人张英写下墓志铭的方苞，正是“桐城派”的“开山祖师”之“初祖”。

彬宇先生的赞方苞七律，以如同方苞所提倡“雅洁”之文笔，给了世人一个古雅清真，义法尊严，精神高卓，直言敢谏，文名高扬的“经学家”“散文家”“古大臣”形象。全诗无一绮语，朴实厚重，明白畅达，甚接地气。

据《中国历史大辞典》，方苞（1668——1749），清安徽桐城人，字凤九，号灵皋，又号望溪。康熙进士。官至礼部侍郎、侍讲学士，并充武英殿总裁、一统志总裁等职。曾因《南山集》案牵连被逮入狱。于文学继承归有光“唐宋派”古文传统，严于义法，为清代桐城派古文之初祖。论学以程朱为宗，究心宋儒义理之学，与专事考订名物训诂者异趣。后桐城派古文家，耽心义理，习服程朱，皆以苞为先路。著有《周官辨》《周官集注》《周官析疑》《春秋通论》《礼记析疑》《望溪文集》《史记注补正》等，后人将其文稿汇刻为《方望溪先生全集》。

谨以“桐城雄立  义法尊严”“直言敢谏  文亦远祸”简析之。

桐城雄立 义法尊严

“桐城雄立始方苞，古雅清真气象标。”彬宇先生开门见山，一语道出方苞一生之“伟业”，以古雅清真，而为“桐城派”开山之祖也。随即道出“桐城派”之核心主张——“义法尊严行至道，精神高卓远尘嚣。”首联颔联，已让人对一代文宗，心生无限敬意矣。

桐城派是中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以其代表人物籍贯均为江南安庆府桐城（包括今安徽省县级桐城市、铜陵市枞阳县及安庆市宜秀区一带）得名。桐城派主张学习《左传》《史记》，讲究义法，提倡义理，要求语言雅洁，反对俚俗。一般以康熙年间的方苞为初祖，继有刘大櫆、姚鼐等初期代表，以及梅曾亮、方东树、曾国藩、黎庶昌、吴汝纶等后期一众杰出人物，主盟清代文坛200余年，影响延及近代。

《诗经·大雅·生民》有谓：“实方实苞，实种实褎。”意即新苗吐芽，蓬勃生长。方苞的名字便由此而来。方苞祖籍休宁，南宋末年祖上迁居桐城凤仪坊，自曾祖父方象乾移家秣陵（今属江苏南京）。近代学者梁实秋曾说:“桐城方氏，其门望之隆也许仅次于曲阜孔氏。”梁氏之言或有言过其实，但桐城方氏确实是一门望族，除了一大批的优秀人物。明末清初之际的大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方以智，亦是方氏一脉。

桐城方姓主要有七个分支，尤以“桂林”为著。桂林方氏从七世始，家族科第蝉联，仕宦显要，门庭渐至兴隆，名震天下。方苞属于桂林方氏家族的六房。六房为盛，因为传至十二世方大美出。方大美，明万历十四年进士，官至太仆寺少卿。方大美有四个儿子：体乾、承乾、象乾、拱乾。方象乾生二子帜、戡，方帜生方仲舒，即方苞之父。方仲舒字“南董”，南方董仲舒也。

康熙七年（1668）四月，在“岩际常有灵瑞”的灵岩山下，方仲舒的第二个儿子方苞出生。方苞四岁时，就能对出绝佳对联，据苏惇元《方望溪先生年谱》记载：

一日方苞父亲早起，正值大雾，遂以“鸡声隔雾”命对，方苞随口应道:“龙气成云。”民间还流传有一则小故事，说方苞年幼时，有一次路过田间，田里拔秧的农民叫其对对子，那农民一边用稻草捆秧一边念道:“稻草捆秧父抱子”。方苞略加思索，自言自语道：“稻草，父也；秧，子也。”他一抬头正看见不远处竹林中有村妇将新笋投入篮中，于是大声对道:“竹篮装笋母搂儿。”周围人皆赞神童。方苞自小天分极高，生而能文。

方苞少时即从父兄学习经史，未成童已能背诵《易》《诗》《书》《礼记》《左传》等经典，故长而治经尤勤，三十岁以前即作有《读尚书偶笔》《读易偶笔》《朱子诗义补正》等书。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方苞十六岁，随父回安徽桐城参加科举考试。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至京城入国子监，以文会友，名声大振，被称为“江南第一”。大学士李光地称赞方苞文章是“韩（愈）欧（阳修）复出，北宋后无此作也”。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考取江南乡试第一名，但接着又两应会试落榜。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第三次应礼部试，考取进士第四名。但因母亲生病回乡，未应殿试。

很不幸，方苞生在一个“文字狱”频发的年代；极万幸，方苞并未因“文字狱”失去生命，反而得以亲近龙颜。同乡戴名世“《南山集》案”爆发，方苞因被牵连入狱，判以死刑，随后因文字为康熙所赏识，而以白衣入值南书房。

随后方苞历经三朝更迭，宦海浮沉三十余年，从文学侍从到武英殿修书总裁，从翰林院侍讲到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始终践行着一个文学辞臣的操守，文名天下。

“义法”说是方苞论文的核心，也是桐城派文论的基础。

“义法”一词，方苞追溯到《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具焉。”

方苞在他著名的《又书货殖传后》中说：

《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

方苞借助了《易经》作为他“义法”说之张本，虽然意在抬高“义法”说之地位，但同时也指出了“义法”说中“义”与“法”的统一，即内容与形式的一致，所谓“义以为经而法纬之”。这种说法似和他以“义法”评论具体作品时偏重文章作法和形式的讨论相抵牾，但方苞认为“义”就体现在“法”之中，“法”是“义”的具体表现。这正如《春秋》通过具体的“义例”、“书法”来表现微言大义一样。

细察方苞“义法”之说，大致有以下四端：

一、“义法”指文体对写作的规定和限制。

他以为只有韩愈的碑志最得《史记》之“义法”。再如《答乔介夫书》中，他明白地揭示出“诸体之文，各有义法”。

二、“义法”是对文章材料取舍详略提出的要求。

方苞《书汉书霍光传后》云:“《春秋》之义，常事不书，而后之良史取法焉。”又说：“其详略虚实，指注各有义法”。显然，文章的剪裁和详略虚实都在“义法”所要讨论的范围之中。因而我们看他《史记评语》中也着重在详略取舍上讨论“义法”。

三、“义法”又指文章的开合起伏，脉络呼应。《书五代史安重诲传后》中说:“记事之文，惟《左传》、《史记》各有义法，一篇之中，脉相灌输而不可增损。然其前后相应，或隐或显，或偏或全，变化随宜，不主一道。”所谓“脉相灌输”，就是指作文的起灭转接，虚实呼应等布局方面的问题，后世桐城文人视此为作文秘诀。

四、以“义法”论文力求造成雅洁的文风。

这首先要求语言的醇雅凝炼；其次，所谓的“雅洁”是要求文章内容上的凝炼简明。方苞的《史记评语·绛侯周勃世家》中说:“子厚以洁称太史，非独辞无芜累也，明于义法，而所载之事不杂，故其气体为最洁也。此意惟退之得之，欧曾以下，不能与于斯矣。”可见方苞所谓的洁，不仅指语言的简练，而且要在“义法”的规定下对文章内容下一番剪裁取舍之功，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气体最洁”。

这种尚简的审美理想与方苞的讲研经史有关，因为经的文章最简要。方苞以“义法”论文，着眼于文章的具体法则，故往往遭致后人讥评，甚至连姚鼐也说:“以义法论文，则得其一端而已。”(《惜抱轩尺牍·与陈硕士》)但方苞“义法”的理论强调了散文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统一，也提出了一些对艺术表现手法的具体要求,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批评理论，在我国文论史上是颇有特色的。而且他的理论较注重实际的运用，比较切实可用，桐城派文后来得以广泛流行，自然与方氏的理论易为人接受有关。

方苞所谓“雅洁”，便是要求文章内容上的凝炼简明。不仅指语言的简练，而且要在“义法”的规定下对文章内容下一番剪裁取舍之功，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气体最洁”。方苞常用“体要”二字，他甚至有时将“体要”来代替“义法”，如《书萧相国世家后》中说：“柳子厚称太史公书曰洁，非谓辞无芜累也，盖明于体要，而所载之事不杂。其气体最为洁耳。以固之才识，犹未足于此，故韩、柳列数文家皆不及班氏。”将此段文字与上面《史记评语》中那段文字对照，两者几乎完全相同，都称赞《史记》的洁净，然一说“明于义法”，一说“明于体要”,可知“义法”即“体要”也。“体要”二字出于《尚书·毕命》“辞尚体要”,《集说》引夏氏馔曰:“体则具于理而无不足，要则简而亦不至于有余,谓辞理足而简约也。”可见,“体要”就是在辞理完足的基础上尽量简约，这也就是讲究“义法”力求达到的美学标准。

这种尚简的审美理想与方苞的讲研经史有关，因为经的文章最简要，方氏在《书周官大司马四时田法后》中就说:“圣人之文，尽万物之情而无遗者，不以其详，以其略。”又说:“使以晚周、秦、汉人籍之，则倍其文，尚不足以详其事。经则略举互备，括尽而无遗，是之谓圣人之文也。”他又反复推重《史记》之洁,《与孙以宁书》中例举了《史记》简省笔墨的方法后说:“仆此传(指孙奇逢传)出，必有病其太略者，不知往者群贤所述，惟务征实故事，愈详而义愈陋。”可知他尚简尚洁原出于规摹经史。故其《与程若韩书》中直截了当地声称:“夫文未有繁而能工者。”其《古文约选·凡例》中也说:“古文气体，所贵清澄无滓。”

方苞以“义法”论文，着眼于文章的具体法则，故往往遭致后人讥评，甚至连姚鼐也说：“以义法论文，则得其一端而已。”(《惜抱轩尺牍·与陈硕士》)但方苞“义法”的理论强调了散文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统一，也提出了一些对艺术表现手法的具体要求，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批评理论，在我国文论史上是颇有特色的。而且他的理论较注重实际的运用，比较切实可用，桐城派文后来得以广泛流行，自然与方氏的理论易为人接受有关。

有专家评论说，桐城派古文具有鲜明的特色，内容上以宣扬程朱义理、封建伦理道德为主；形式上结构谨严，剪裁精当，文辞雅洁，平易畅达，声调抑扬，杂以说理，辅以考证，是有清一代延绵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个散文派别。“桐城雄立始方苞，古雅清真气象标。义法尊严行至道，精神高卓远尘嚣。”方苞功莫大焉。

直言敢谏 文亦远祸

“直言敢谏留嘉誉，提笔能文继舜尧。谁说诗书为小事，顺天灾祸自勾销。”方苞的性格，是戆直的；方苞的文才，是高超的。方苞因文而罪，因文而兴。孰言文能致祸？文亦能远祸矣！彬宇先生此两联，有极强烈的辩证色彩，哲理蔚然。

康熙五十年（1711），“《南山集》案”爆发，方苞因此下江宁狱，并被押解京师，处绞立决。这是方苞的第六次入京，不想是这样的方式来的。监狱的两年生活，方苞异于常人，“朝闻道，夕死可也”，潜心治学，在李光地等人的积极营救下，终因康熙帝“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一语而免死。方苞这是“因文而生”，学问赋予了他第二次生命。方苞深知这一点。此后经宽大处理，方苞因祸得福，官运通达，由昔日家境贫困又屡困场屋的落拓文士一跃而贵为天子侍从、本朝达官，身份和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他始终不忘初心，于“文字事”不弃，修礼学、倡“义法”，无论是移养蒙斋，编校《御制乐律》《算法》诸书，还是康熙六十一年（1721）充武英殿修书总裁，终究只做“文字事”。

康熙五十年十月，左都御史赵申乔挟嫌疏劾翰林院编修戴名世文集“语多狂悖”的“《南山集》案”爆发。“《南山集》案”是继康熙初年浙江湖州庄廷钱《明史》案后，清代另一起震惊朝野的文字狱大案，牵涉到江南桐城方、戴两大文化家族，并累及朝臣二十多人。该文字狱案由戴名世《南山集》、《孑遗录》而引发。

方苞给《南山集》作序，又收存《南山集》,《孑遗录》书板，加之是“逆书”《滇黔纪闻》作者方孝标的族孙，被康熙帝认为是“俱系恶乱之辈”的方氏族人，刑部也认定他犯了“诽谤朝廷”之罪，处绞立决。十一月，方苞被逮，下江宁狱。

方苞后来追忆写成的《狱中杂记》，深刻揭露了清代监狱中骇人听闻的黑暗与腐败，成为传世名篇。康熙五十二年二月，方苞被赦释放。其原因一是因为李光地等人的极力营救，另外是因为他本人文名已著，但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康熙皇帝看中了他的道德文章。

方氏论学推重宋儒，而此时康熙正在大捧宋学，康熙五十一年将朱熹由孔庙东庑“先贤”之列上升到大成殿“十哲”之次，遂使理学成为当时的官方思想。同时为了歌颂升平也正需要有才华的文学侍臣来为统治者服务，方苞自然是最合适的人选了。因而康熙皇帝手批道:“戴名世案内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下武英殿总管和素。”遂命方苞撰《湖南洞苗归化碑文》《黄钟为万事根本论》《时和年丰庆祝赋》等，并大加赞赏,以为“此即翰林中老辈兼旬就之，不能过也”。遂命以白衣入值南书房。但作为《南山集》案的处罚,其家族人员全部没入旗籍。

自《南山集》案遇赦起，方苞便开始了他三十年的仕宦生涯。前十年作为皇帝的文学侍臣，教授诸皇子，编校乐、律、历、算诸书，其间主要致力于《春秋》《周官》的研究，成《周官辨》《春秋通论》《周官集注》《周官析疑》等书。自康熙六十一年（1722）起的十年充武英殿修书总裁等职。雍正十年（1732）迁翰林院侍讲，乾隆间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充一统志馆总裁和皇清文颖馆、三礼义疏馆副总裁、经史馆总裁等职。

从雍正后期到乾隆初，方苞表示出对国事的关心。《清史稿》载：

苞屡上疏言事，……又言民生日匮，请禁烧酒，禁种烟草，禁米谷出洋，并议令佐贰官督民树畜，士绅相度濬水道。又请矫积习，兴人才，谓：“上当以时延见廷臣，别邪正，示好恶。内九卿、外督抚，深信其忠诚无私意者，命各举所知。先试以事，破瞻徇，绳赃私，厚俸而久任著声绩者，赐金帛，进爵秩。尤以六部各有其职，必慎简卿贰，使训厉其僚属，以时进退之，则中材咸自矜奋。”……

方苞曾上疏，指出官场结党营私、趋炎附势、官官相护、欺下蒙上、徇私枉法等种种弊端，对时情“营私附势之习深，而正直公忠之人少”，深感忧虑。他认为治道之兴，“必内而六部、都察院，各得忠诚无私、深识治体者两三人，然后可以检制僚属而防胥吏之奸欺；外而督抚、两司，每省必得公正无欲、通达事理者四三人，然后可董率道府，辨察州县，以切究生民之利病。能如此者，乃有才、有识、有守而几于有德者也，虽数人、十数人不易得，况一旦而得数十人哉；然不如是，终不可以兴道而致治。”方苞认为六部、都察院乃皇帝近臣，这些人的才能、学识和品德对国家决策非常重要，因此方苞希望皇上加强对这些人的任用考察和考核。他对古代“御史之外，别设给事中，专驳宰相成议，上及诏旨”的做法非常赞赏。因此他建议皇上“凡部议、会议有关于国体民生者，勿遽批发；必再三寻览，以究其事理之虚实，意见之公有疏下部，九列皆合口梗之，……以其议出于公，阻之。”还有一些人更是不择手段，极尽诬蔑之能事，“与公为抗，尽窜改公之所述，力加排诋”。

虽然乾隆皇帝多次想重用方苞，最终还是：其不安静之痼习，到老不改”而弃用。方苞从不计较于此，兼善天下的决心到老不改，所以他说：“臣老矣，生世无几时；如以臣言为可用，伏望留臣此折，以验群情，以考治法，时复赐览。如用臣言，而无利于民，无益于国，虽臣死之后，尚可夺臣之爵命，播臣之过言，以示惩责也。昧死上陈，不胜悚息瞻企之至。”因此，清代颇有名节的学者全祖望称颂他“正色立朝”。

以方苞的戆直，不可能凡事都得过且过，游刃有余的。因此一定不会被各方喜欢，尤其连给自家父亲写了祭文的张廷玉，都如此评价道：

“有以规过，则诚心以为德，而与朋友责善亦甚严。当其尽言无隐，多人所难茹，故虽与昵好者，亦窃病其迂。”

以张廷玉言语之谨慎，竟能有如此直接的评判，可见方苞实在迂执得可爱。方苞从为诸生开始，就名震京师，即使在蒙难之际，一些王公大臣也惧怕他，就是因为他“性刚直，好面折人过，交游中宦既遂，必以吏疵民瘼、政教得失相责难。由是诸公颇大厌苦之。”

如李光地由直隶巡抚升迁为大学士，方苞叩问他：“自入国朝，以科目跻兹位者凡几？”李屈指而算，有五十人。方苞说：“莆六十年而已得五十余人，则其不足重也明矣。望公更求其可重者！”当时景州的魏君璧在侧，闻而退之说：“斯人吾未前见，无怪乎见者皆无不乐闻其言也。”李光地可是方苞的大恩人！

所以李光地自己也常说：“仆学与时违，加以性僻口拙，与世人交，不能承意观色，往往以忠信生疵衅。在京师数年，见其文，好之而不非笑者寡矣；知其文，不苦其人之钝直而远且憎之者，又寡矣。”有时感到“开口而言，则人以为笑，举足而步，则人以为迂。”正是这种不随世俗的性格，他时时以“于君不敢欺，于事不敢诡随，于言不敢附会”来要求自己，但却招致许多人嫉，“常欲挤之死地。”惟独大学士朱轼笃信其言，认为方苞以天下为已任，与诸大臣所言，常以天下之公义、古贤之大节相砥淬，而未尝言及自 己之私利。因此后人称他“可负天下之重”、“品高而行卓”、“忧国忠友”。

《清代名人轶事》中也有不少故事。

方苞去拜见当时的文华殿大学士查郎阿，查的仆人依仗权势，没有及时禀告主人有客来访，方苞看到相府奴才狗仗人势的样子，大怒道：“狗奴才敢这样？”一拐杖打在对方的头上，鲜血直流。仆人吓得狂奔到主人面前禀告方苞来访，查郎阿出门迎见，方苞说：“你贵为相国，理应谦冲恭谨，善待下僚，怎么可以纵容豪仆慢待朝廷之臣呢？”然后怒气冲冲地就要离开，查郎阿赶紧向方苞长揖谢罪，方苞才慢慢消解了怒气。后来方苞又来相府，查府的仆人远远望见，赶紧逃开，说：“那个舞杖打人的老头儿又来了！”

雍正即位之后，方苞以戴罪之身而受到皇帝重用，充武英殿修书总裁，乾隆元年提拔为礼部侍郎，与皇叔履恭王共事，二人意见不合时，方苞总是拂袖怒争。王爷很生气，说：“这个秃老头竟敢这样？”方苞说：“王爷的话像马粪一样臭！”非有真本领，非有真性情，能为此也？！

方苞自二十余岁后皈依程、朱之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他自己所谓的“学”与“行”。他的《再与刘拙修书》中极力推尊宋儒之说经:“二十年来，于先儒解经之书，自元以前所见者十七八。然后知生乎五子之前者，其穷理之学未有如五子者也；生乎五子之后者，推其绪而广之，乃稍有得焉。其背而驰者，皆妄凿墙垣而殖蓬蒿，乃学之蠹也。”可见他服膺宋儒之处首先在于宋儒的解经得体,治学能穷其理，其文睿智深思，多能发前人所未发。

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在评方苞《左忠毅公逸事》，戴名世《左忠毅公传》时，有比较有意思的评语：

盖望溪、南山均如得死象之骨，各以己意揣想生象，而望溪更妙于添毫点睛，一篇跳出。

可见戆直与灵活，在方苞身上并不矛盾。为人则直，为文则活，而倾其一生，不失雅洁也！

文臣操守不可无。乾隆七年（1742）春，方苞七十五岁，写了一篇奏疏给乾隆皇帝，称自己年近八旬，且患有疾痛，乞解书局，回籍调整。

四月，方苞离开京都，临行的时候，弟子沈廷芳前来送行，对老师方苞说:“先生此归甚善。”旁边有个弟子说了些依依不舍的话语，方苞生气地说:“生何效时世态？沈生言是也。”“此归甚善”，此时的方苞已经大彻大悟，自己毕竟是一书生，不关“政事”，远离朝政，回归故里，一心只为“文字事”，才是自己真正的安身之事。

乾隆十三年（1748），刘大櫆五十一岁，生活上仍处在穷困潦倒之际，经方苞举荐，来到尹元孚的松江使院，充当学使的幕僚。尹元孚平素最为仰慕方苞学问人品，自然与刘大櫆有不少的共同话题。可惜的是，尹元孚在这一年的七月十五卒于疟疾，刘大櫆悲伤不已，给尹元孚写了一篇《少宰尹公行状》。然后一路西行，打算赴金陵拜望自己的恩师方苞。

乾隆七年，七十五岁的方苞离开京师，刘大櫆曾赠诗《送望溪先生南归》云:“国老古来重，浩然归故乡。人依游钓处，星到斗牛旁。衡泌栖迟好，诗书意味长。他时南阙里，请益更登堂。”曾言及自己将来会到金陵方家向恩师请益学问。六年后，刘大櫆遵守诺言，来到金陵，并寓居问学在方苞家。

方苞颇有恩于刘大櫆。雍正四年（1726），二十九岁的刘大櫆经吴士玉推荐与方苞相识，方苞对刘大櫆的文章尤为赞赏，称其是“昌黎复出”，并推许云:“大櫆持所业谒苞，苞一见惊叹。告人曰:‘如苞何足算邪？邑子刘生，乃国士尔！’”雍正十三年（1735）刘大櫆又经方苞举荐博学鸿词科。其后，方苞又屡次介绍身处穷困之际的刘大櫆入幕，直到如今刘大櫆寓居到方苞的家中。刘大櫆对方苞的奖掖提携，也是一直感念于心。方苞是将刘大櫆当做一株树苗,精心呵护，用心栽培，寄予厚望，期待他能继承自己的学术道统。

刘大櫆寓居方苞家一年有余，刘大櫆有《过望溪先生龙潭别墅》诗一首：

醉过西州涕泪并，鸟飞花落总无情。

关西伯起殊多难，江左夷吾讵噉名？

誓欲相从惭九死，空闻会葬忝诸生。

只今卮酒论经处，更得何人一字评。

高安朱轼曾称方苞是公孙侨、管夷吾一流人，刘大櫆也借此盛赞恩师，并表达对恩师的崇敬之情。在桃花盛开的季节，八十二岁的方苞携刘大櫆嬉游娱乐，登楼抬阶，方苞还步伐矫健，不用人扶，精神矍铄，师徒二人谈笑风生，其乐融融。

乾隆十四年（1749）八月十八日，方苞病发，卒于上元里第。刘大櫆云:“己巳之秋，方苞卒，余哭之于白下”(《杨黄在文集序》)。稍后刘大櫆又写了一篇《祭望溪先生文》，依次述及方苞的道德、文章、品格及对自己的奖掖有加，以此来哀悼自己的恩师。

刘大櫆在《杨黄在文集序》中明确地说:“余受知于望溪方先生。”方苞的古文理论直接承传给了刘大櫆。

刘大櫆是“桐城派三祖”之“中祖”，他与方苞的交往意义重大。乾隆十四年，由方苞到刘大櫆,“桐城派”薪火相传，不绝如缕。

文章千古事。回顾方苞之一生，正如彬宇先生诗言，“直言敢谏留嘉誉，提笔能文继舜尧。谁说诗书为小事，顺天灾祸自勾销。”方苞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给了文字，交给了诗书。生死于斯，毁誉于斯，经世治国，文明传承，亦于斯矣！一颗正直之心，一杆如椽之笔，古雅清真，义法雅洁，天人共鉴，祸岂能侵？又孰谓书生无用也？！六尺巷者，桐城派者，宜乎久远矣！

（本文多参考《桐城派》·王镇远；《方苞》·王思豪）

尊严：崇高庄严。宋·梅尧臣 《汝州登慈寺阁望嵩岳》诗：“少室出天外，巍巍何尊严。”清·孙枝蔚 《病愈赠医者宋迪公》诗之八：“低头幕府尊严地，种杏安能许外人。”

顺天：遵循天道。 《易‧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孔颖达疏：“顺奉天德。”《管子‧形势》：“顺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怀其凶。”三国·魏·阮籍 《通易论》：“季叶既衰，非谋之获，应运顺天，不妄其作。”

勾销：取消；抹掉。元·乔吉 《水仙子‧怨风情》曲：“眼中花怎得接连枝，眉上锁新教配钥匙，描笔儿勾销了伤春事。” 《再生缘》第五四回：“朕躬只为太宽仁，一概勾消总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