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网消息：这是一面有着特殊意义的红旗。身为红军后代，邓玉平用了20多年时间，16次重走长征路，每次寻访老红军，她总是随身携带红旗，请他们在红旗上签下名字，如今，红旗上已经密密麻麻签满了包括邓玉平父亲在内的300多名老红军的名字。

1934到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历时两年，完成了震撼世界的战略大转移。父亲是亲身走过长征的老红军，邓玉平从小就在长征故事的熏陶中成长。

记者：从什么时候您开始接触它？

邓玉平：在孩提时候，可能我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夏天就是很热了，在凉床上，在室外星空下，父亲就说你看天上的星星一闪一闪就是我长征路上的战友，我很思念他们，将来要带着你们一块去看看他们。所以就是父亲一边讲星星的故事，一边芭蕉扇，然后就睡着了，什么是长征，它那么遥远在天上，好远啊，那么靠近，在我身旁就在耳边，所以那个时候长征就成为悬挂在我儿时记忆当中的一个梦境。

父亲邓志云，四川江油人。1935年初，红四方面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时年12岁的邓志云毅然参加了红军，跟着红四方面军踏上了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

记者：最艰难的一个阶段是什么时候？他跟您讲过吗？

邓玉平：每次讲起长征，他会讲到他的引路人、首长，也是他的恩人，会讲到蔡局长，就是红军总部二局局长蔡威，他说上山的时候，来到川西北的雪山下，穿的草鞋都已经坏掉了，就光着脚走。他说我走一步地上就是个血印子，泡都破了。爬雪山的时候都喘不过气，刚刚坐下休息的时候，蔡局长走过来就说，小胖子不能坐下，要勇敢地向前走，拽着我的手就翻过了雪山。后来就是红军过了草地，到达了甘肃的卓坪村时，蔡局长白天行军，晚上守着电台，戴着耳机，要收报发报。他积劳成疾，后来因病去世了，只有29岁，离胜利会师只差17天。父亲一直在他的身边，他说蔡局长去世的时候，我和战友们都站在土坎边送别他，很难过。

多年以后，邓玉平循着父亲的足迹重走长征路，才真正读懂儿时父亲讲述的长征故事，切身感受到当年那段艰苦岁月。

邓玉平：我在长征路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地方的红军烈士陵园我都要去祭拜跪拜，到了通江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带给我的是震撼两个字。那个地方长眠着25048位红军英烈，无名烈士碑红星闪闪，一眼望不到边，这是一支怎样的军阵。

新中国成立后，邓志云转业到南京地方上工作，离休后常年义务宣讲长征故事。

受父亲邓志云的影响，邓玉平大学主修历史专业。毕业后，她入职江苏大学长期从事历史教学，开设长征相关课程，组建长征教学课题组，将长征历史研究作为工作重点。

1991年，父亲离世。生前，父亲多次向她讲述，长征途中曾有两位战友在危急关头舍命救下自己，此后便失去音讯。寻找这两位救命战友，成为父亲未竟的遗愿。怀揣这份嘱托，从2004年暑假开始，邓玉平背起行囊，踏上父亲当年走过的长征路。

邓玉平：我去走长征路的时候，我也到民政局去了解，还有健在的老红军，所以我就是会想尽办法去走近这些老人，听他们讲当年长征的经历，我用摄像机、用笔把它记录整理下来，情不自禁地就会要去做这个事情，而且我每次能寻访到一个老红军都很开心，情不自禁地就叫红军爸爸、红军妈妈，我来看您了。

记者：您为什么那么称呼他们？

邓玉平：因为他们都是当年在同一面旗帜下，都是父亲的战友，所以觉得见到他们就像见到自己的父亲母亲一样。所以后来他们也一直把我当自己的女儿，他们都愿意把珍藏的红色记忆娓娓道来，所以我的责任就是赶快记、使劲记，尽量地记录，所以我记录了很多很多故事。

2006年9月，邓玉平开启第二次重走长征路，来到横亘在四川红原县与黑水县之间的雅克夏雪山。

雅克夏，在藏语中意为 “牦牛都无法通过的地方”。这里是红一方面军长征翻越的第三座大雪山，红四方面军也曾数次翻越。邓玉平与同行队友、向导一行五人踏上登山之路，此行最重要的目的，是前往雪山垭口，凭吊长眠于此的红军烈士墓。

记者：那么高的海拔，您自己平时有高原反应吗？

邓玉平：我基本上就成了一摊烂泥了，同行队友不让我上行，我说我已经看见云雾缭绕的雪山垭口，我爬也要爬上去，不上去我会后悔一辈子的。后来在我的坚持之下，吸了三瓶氧气，他们就推着我帮助我，把我弄在马背上，在马背上我掉下来，就是一摊烂泥，然后终于到达了雪山垭口。我想起我在教室课堂里给学生上课，课间休息的时候，有一个四川来的学生问我，说爷爷告诉我，我们家雪山那边有许多红军，他们生活在大山里面和我们一样的生活着，只是区别就是在于他们不能够出来，是真的吗？我是这样回答他的，那是你爷爷和当地人们对红军怀念的凄美传说。

邓玉平：所以站在红军烈士墓前，我就马上给这个学生发短信：你好，我们正在看望生活在雪山里的红军。学生马上回信：请代我问候他们好，祝福他们生活愉快。根据红原县当时研究室主任送给我这么大一本的红原县志记载，1952年一支解放军部队，要到黑水去剿匪，要翻越此山，看见了12具遗骸间距相等，头朝北、脚朝南，周边还有皮带、铜扣、军用品，而国民党军队从来没有到过这一带，这座山只有红军几次翻越过，带队的一个红三十军老战士唐成海，他说根据我的判断这是一个红军建制班的战士，夜晚宿营在这个雪山垭口，因饥饿寒冷窒息而亡。所以后来我就想，我觉得即使倒下，也保持着军人的军姿。即使牺牲，也朝着前进的方向，所以那座雪山就成了我心中的一座丰碑，它是我心中永恒的丰碑，也是人类精神的丰碑，走近他们，唯有鞠躬致敬。

翻越雅克夏雪山后，邓玉平一度陷入昏迷，她被紧急送往70公里外的医院重症监护室进行抢救，最终脱离了生命危险。长征路途凶险，对原本多病的邓玉平来说，每一次都是巨大的挑战。

记者：其实在你选择重走长征路的时候，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

邓玉平：我觉得我做这件事情很值得，有许许多多的老红军嘱托我，当他们知道我去重走长征路，不约而同地会说相同的话：代我们感谢长征沿途的人们，带我们去祭奠倒在征途上的战友，去数一数一共有多少座红军墓。我知道我数不清，但我努力去数。

松潘草地，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连接地段，纵横几百公里，海拔在3000至4000米以上，是长征路上最凶险的路段之一。2012年7月，邓玉平第三次重走长征路，第三次穿越松潘草地，她与同行的队友沿着当年红军的路线深入沼泽，严重的高原反应，加上恶劣天气，她再次遭遇生死考验。

记者：松潘草地很危险，现在走其实还是有各种风险的。

邓玉平：对，我们那天早上出发的时候是阳光灿烂的，一看到一望无际的绿草地，我就很感慨，仿佛看到了红军父辈他们前进的身影，仿佛听到了他们的喘息声。我们上了分水岭，一会儿狂风大作，乌云就在头顶上，那个雨是斜的，连着风，雨衣根本没用，我们从上到下全湿透的，所以走水草地很不容易。他们两边就拖着，架着我走。我们走了两个多小时，过了两次又回到原地。

邓玉平：我根本没办法站起来，他们拖着我，架着我不能停下来，一停下我就躺在地上了。所以我就想，我就留在那里。我很坦然跟他说，我说你们先走吧，让我在这休息一会儿，我后面会慢慢跟上来的。他们不放弃我，你是草地上的不倒翁。我们绝不会丢下你。但是也很神奇，一会儿雨又停了，雨停了以后，雨雾缭绕的天边，一大片云一会儿就幻化为一匹巨大的马，再幻化为一匹小小的马，马飞到了我面前，真的就是一匹黄颜色的黄鬃马。我们的藏族队员和骑在马上的藏族姑娘在说着什么我听不懂，他们就把半昏迷的我放到了马上。这个藏族姑娘真的好好，她拽着我冰凉的手，贴着她的皮肤，让我取暖，让我回温，把我拖到了山坡上，她唱着歌又离开了。大概过了两三个钟头以后，我们队友慢慢上来了。后来我就在想，父亲当年说不是战友相救，不是拖着马的尾巴我走不出草地。后来我在想，那天如果不是那个马，我也走不出草地。后来我们天快黑了，我们又走了一两个钟头，终于到了公路上。一群人互相抱着，歇斯底里地喊叫，笑着，哭着，我坐在地上，但是我心里是清楚的，我们是重生，生命的重生，松潘草地，你用你巨大的躯体，孕育了那段生命的悲壮。我就觉得我生命的根就在那里。

记者：这是草鞋吧。

邓玉平：对，就是那个江西于都的钟明送的草鞋。

记者：当年就是这种草鞋要走那么远的路？

邓玉平：过于都河的时候一个大嫂在他背包里放了一双草鞋，所以他一辈子草鞋情节。我去看他的时候，离开的时候他就送给我这个草鞋，我把这个草鞋背到了课堂里，让学生能摸一摸。

记者：这个走路其实也不舒服，很磨脚。

邓玉平：是，挺硌脚的。

长征中，红一、二、四方面军三支主力红军从不同地点出发，行军路线各不相同。2004年至今的二十多年时间里，邓玉平凭借自己的收入和积蓄，先后16次重走长征路，足迹几乎踏遍三支主力红军的长征线路。

她一共寻访了300多位老红军，并把一路寻访收集的老红军故事、实物教具带到讲台，开展了500多场长征主题讲座，听众超10万人，但这一切，对于已经年逾70岁的邓玉平来说都不是终点。

记者：今后还会再次重走长征之路吗？

邓玉平：有机会应该还会去的。

记者：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20多年后还能支撑着你再走完长征的路线？

邓玉平：红军前辈他们对我的嘱托，还有长征精神巨大的磁场的吸引。

记者：很多人会觉得长征那段历史离我们时间很久远，它是发生在战争特殊的年代。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讲，那段的历史还能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

邓玉平：也有同学问过我，老师你说的长征精神它在哪里？它抽不抽象？我就用了一个例子，我带着学生访问一个老红军叫吴九成，他的右腹部有很大的弹坑，我让这个同学去摸一下那个弹坑，他去摸了，同学当场流泪。他说老师，我今天才知道，我们现在美好的生活是革命前辈爷爷们打拼下来的，长征精神它不遥远，不枯燥，它就是触手可及的精神存在。学生他就是这样说的。所以有人问我的时候，我会把这个学生的话告诉他，我还会跟他说，如果要问长征精神在哪里，只要你愿意，它就在我们的心中。点亮自己，温暖身边的人，我们就是新时代的红军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