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诗说中国》是首部以古诗及注论形式总结和致敬中华民族众多圣贤豪杰的著作，是为了能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用古诗概括、歌咏中华民族历代圣贤的生平事迹及其精神风貌，融文史哲于一体，显精气神于一言，唯愿广大青少年通过诵读后烙印于心，得圣贤精神滋养、贯通中华文脉、鼓舞华夏儿女大步前行，慎终追远以继往开来，与古今贤哲一道，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此诗由国画家杜海峰绘制《开物成务张之洞》诗意图，本文选自廖彬宇先生《诗说中国——中国精神之礼义三百图》，全书384篇内容将陆续发布，每幅图之命名均为相关成语。

丁酉岁安龙讲学于

半山亭怀张之洞父子七律

清流犹自洗狂尘，六洞桥头志已真。

不信西风能化雨，但知雅乐可安民。

维新振学因忧国，御寇筹边敢逆鳞。

父子双灯今尚在，千秋光照读书人。

黄德劲先生诗评：

丁酉年（2017）恰逢张之洞诞辰180周年，廖彬宇先生此年受兴义安龙县委派县政府之邀前往讲学。此诗以贵州安龙半山亭为时空坐标，将张之洞父子两代的教育理想与家国担当交织于七律之中，巧妙而幽深。诗中“父子双灯”既指张锳为学子添灯油的典故，亦隐喻张之洞推动的近代教育火种，形成从“桐油灯火”到“工业钢焰”的文明传承链条。毛主席曾评价：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尾联“千秋光照读书人”更将历史记忆升华为文化基因，呼应当代“教育强国”的精神内核。斯人已渺，山亭依旧，而亭中楹联“问几辈能挽河山”，仍在叩击着当代人心。

此诗语言风格深得张之洞诗学三昧——其《广雅堂诗集》主张“宋意入唐格”，此诗正以唐律之严谨，运宋诗之理趣，恰到好处。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将张之洞比作“天魁星呼保义宋江”，谓其诗“能达难显之情，状难写之景”，这首七律亦然，以典重之言，精炼之语，写出了一个“儒臣与能吏合体，传统与现代共生”的张之洞形象。

张之洞（1837年9月2日－1909年10月4日），字孝达，号香涛，又号香严，晚年自号抱冰老人。原籍直隶南皮（今属河北省沧州市南皮县），生于贵州贵阳六洞桥。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后期洋务派代表人物，时人皆呼之为“张香帅”。张之洞主张“中体西用”，是清末新政的主角。其还主张开办了京师大学堂，强调师范教育，后与张百熙主持制定新学制，时称“癸卯学制”。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正式颁布的在中国普遍实行的学制，奠定了中国现代学制的基石。张之洞精通儒学和经学，主张“通经致用”和“经世致用”，著述甚多。

谨依彬宇先生诗意，逐句解析之。

清流犹自洗狂尘，六洞桥头志已真

首联虚实结合，用典巧妙。“清流”一语双关，既指张之洞早年列名“清流派”，与张佩纶等合称“翰林四谏”，更暗喻其“中学为体”的文化坚守。光绪五年（1879）他上《谨陈海防事宜折》，痛斥崇厚擅签《里瓦几亚条约》，展现“洗狂尘”的士大夫气节。“六洞桥”实指贵阳六洞桥——其父张锳任贵州兴义知府时，张之洞少年居此苦读，此处喻示其“经世致用”思想的萌芽（据《张文襄公年谱》）。

清季京师活跃着一班以清高博雅自重，以指弹时政为任的士大夫。这些人大多有声望地位而无实权实责，每每上书谏事，直言无忌，颇令权臣不悦，间或也使皇上及两宫太后下不来台。时人称之为“清流党”。

同、光年间的清流党人，并无实际组织，不过是若干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儒雅狷介之士的松散联合。张之洞曾论道:“清流势太盛然后有党祸。今也不然，偶有补救互相角立而已。”这些人能在晚清政坛上成一番气候，并非偶然。同、光之际，清廷为显示“中兴”气象,“方锐意求治，诏询吏治民生用人行政”，需要些许敢于犯颜直谏者为其点缀。更重要的是，此时正值洋务运动的鼎盛期，廷枢奕䜣、疆臣左宗棠、李鸿章等权柄在握，声望日上。富于机诈的慈禧太后既要借重奕、左、李等，以“洋务”充实清廷的经济、军事实力，又担心“内轻外重”，尾大不掉，权势旁落，便玩弄“以清议维持大局”的手法，利用清流党人，以牵制炙手可热的洋务大吏。

同、光年间的清流党，按党人籍贯划分又有南北之别。从时间上看，以光绪十年（1884）的中法战争为界，北清流活跃于前，南清流崛起于后，所以又有前后清流之说。

北清流以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魁首。许多北方籍京官,如张佩纶、陈宝琛、黄体芳、宝廷、邓承修等便聚集于其周围，人称“北清流”。张之洞于光绪二年（1876）由川返京后，也加入他们的圈子。

南清流先后以军机大臣沈桂芬、户部尚书翁同龢为宗主，盛昱、王仁堪及稍后的志锐、文廷式、黄绍箕、丁立钧、张謇等为其骨干,一直延续到清末，成为“帝党”中坚。

张之洞在洋务运动大兴之时，跻身倾向保守的清流派，，并成为其中的健将，有其经历、学识、性格等多方面原因。

张之洞出身于世宦之家，从小接受的是严格的儒家教育，科举仕途的一帆风顺，更令他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宗儒术笃信不疑。他国学根底深厚，兼综汉、宋,对于传统文化，眷念情深。加上他青少年时代就学于贵州、直隶，为学政时出使湖北、四川，均为西方新学影响尚未深入的内地闭塞之区。甫届不惑之年的之洞,思想还禁锢于中古领地。在性格、作风方面则继承先辈的清廉耿直之风。其祖上即有为官廉惠声名，，幼年时，父亲曾以“贫，吾家风，汝等当力学”勖之。张之洞为官多年，也的确做到克己自爱，廉洁奉公。在四川学政任上，“于例得参费银二万两辞而不受”。离任时竟无钱治装，“余还都后窘甚，生日萧然无办，夫人典一衣为置酒”。物质境遇的窘迫，激励张之洞高远的抱负和耿直的性情，成为清流领袖。

早在外放四川学政之前，张之洞便与清流中人潘祖荫、李慈铭、陈宝琛、王懿荣等过从甚密。他曾发起觞客于龙树寺,“时雨乍晴，青芦瑟瑟，纵论古今，竟日流连”，“此咸、同以来，朝官名宿第一次大会也。”去四川学政返京后，之洞又与北清流骨干张佩纶结识，相互引为同调，遂入北清流圈，渐为中坚。当时京师士人“呼李鸿藻为青牛(清流同音)头，张佩纶、张之洞为青牛角，用以触人；陈宝琛为青牛尾，宝廷为青牛鞭，王懿荣为青牛肚，其余牛皮、牛毛甚多。”他们“连同一气，封事交上，奏弹国家大政，立国本末”，一人言事，众口相帮，互为声援，形成一股势力，颇能左右朝中舆论。京师士人对他们甚为景仰，以至爱屋及乌的地步，如张佩纶“喜著竹布衫，士大夫争效之。”

光绪三年（1877）至光绪七年，之洞居官京师，先后充教习庶吉士，补国子监司业，补授左春坊中允，转司经局洗马，晋翰林院侍读，充日讲起居注官，又转左春坊左庶子，补翰林院侍讲学士。这一系列职官，均无多少实责实权，四年之中，张之洞的主要精力，都耗费在“不避嫌怨，不计祸福，竟以直言进”。他与张佩纶、黄体芳、宝廷并称“翰林四谏”，再加上刘恩溥、陈宝琛，又称“清流六君子”，而张之洞“实为之领袖”。

内恤民愿，外争国权，是清流中人思虑所系。对于张之洞，前有平反东乡冤狱，后则首推改订“中俄条约”之议。

沙皇俄国对我国西部边疆久怀觊觎之心。沙俄趁新疆动乱局势，拉拢阿古柏，并出兵占领伊犁九城（惠远、惠宁、绥定、广仁、熙春、宁远、拱宸、瞻德、塔尔奇）地区,谎称“只以新疆回乱未靖，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复后，当即交还。清政府以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于光绪三年（1877）平息回民起义，剿灭阿古柏。但沙俄自食其言，拒不归还伊犁。次年，清政府派崇厚出使沙俄，谈判归还伊犁问题。当时张之洞就曾代张佩纶草疏，建议崇厚出使之前先赴新疆实地考察，并与左宗棠定议，然后赴俄，方为适宜。但未果。

崇厚不懂外交常识，又不了解新疆边境形势，在沙俄的胁迫和愚弄下，不经请示清政府，于光绪五年（1879年）在克里米亚半岛里瓦几亚擅自与沙俄代理外交大臣格尔斯签订《里瓦几亚条约》。根据条约规定，中国仅收回伊犁孤城一座，却要割让伊犁周围大片领土，赔款五百万卢布（折银二百八十万两），并对俄开放三条商路，许俄于天山南北路免税通商。更莫名其妙的是，条约定后，电报总理衙门，崇厚竟不待复电，径自回国。

消息传出，舆论哗然。不惟清流中人竞相抨击，就是一般官吏，也对这一既丧权辱国且不合外交惯例的签约之举大表不满。惟有李鸿章袒护，还主张承认既成事实。

清流派一向反对李鸿章的妥协外交，此次当然更不依不饶。张之洞与张佩纶、陈宝琛等屡屡磋商对策，上奏朝廷。一年多时间，张之洞为中俄条约问题前后上疏二十余次，请求该议并立诛崇厚。两宫皇太后随即召见张之洞，面询对策，特许其随时可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策，以备咨询。

迫于舆论的强大压力，又考虑到崇厚所订之约确实“流弊甚大”，清政府拒绝批准，并将崇厚羁押刑部，以待惩处，又派曾纪泽使俄，重议边界条约。

四年清流，张之洞所得颇丰。他不仅进一步熟悉官场内幕，而且博得“遇事敢为大言”的口碑。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在慈禧心目中的地位。光绪七年（1881年）末，他被补受山西巡抚，成为实权在握的封疆大吏，从此开始了政治生涯的新阶段。

不信西风能化雨，但知雅乐可安民

历来只有春风化雨，未闻西风化雨。《红楼梦》第八二回：“但凡家庭之事，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此句以“不信西风能化雨”暗喻西方文化并不能成为中国人的灵丹妙药，而唯有“雅乐可安民”，简直妙笔！事实上，此联浓缩了“中体西用”的思想。上句化用张之洞《劝学篇》“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的核心主张；下句则呼应其创办两湖书院时“以诗书礼乐化民”的实践。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期间（1889——1907），既设汉阳铁厂（西用），又建经心书院（中体），恰是此联的具象化表达。

近代中国处于“古今中西大交汇”的变化剧烈时代，梁启超称其为一“过渡时代”，“而全国民族亦遂不得不经营惨淡跋涉苦辛相率而就于过渡之道”。

大致而言，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于思想文化方面“相率而就于过渡之道”者，有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有主张政体变革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还有主张“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旧有文化而融贯之”的孙中山等革命派。

“中体西用”论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是中西文化剧烈碰撞之后，统治阶层中一部分开明士人、官僚在弃旧不愿不能、图新有意有限的两难心境下作出的一种“折中”文化选择。

鸦片战争竟然使“天朝上国”惨败于“红毛蕃种”，士林震惊。林则徐、魏源“开眼看世界”，理智地承认“外夷”的坚船利炮、养兵练兵之法确乎高明，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师夷长技以制夷”，意味着采纳“西技”的根本目的在于捍卫中华文化本体。虽然林、魏尚未作出“中体西用”的理论概括，但他们实际上充当了它的思想先导。与洋务运动的进程几乎同步，“中体西用”思想由胚胎而成型，呱呱坠地。

咸丰十一年（1861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是“中体西用”思想的首次明晰表达。史实证明，张之洞并非“中体西用”说的始作俑者。他的《劝学篇》撰成刊行，已在诸先行者提出之后，但正如梁启超所言，张之洞不过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时代“流行语”的“最乐道”者。但为何日后人们往往将“中体西用”说首先与张之洞联系起来？最高统治者对《劝学篇》的褒扬、推广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更根本的恐怕还在于同冯桂芬、孙家鼐诸人相比，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具有若干醒目特点。

首先，对于“中学为体”的内涵诠释更精密。对于“中学”，之洞尤其强调孔儒之学的正宗地位和“经世致用”传统。他极赞“孔子集千圣，等百王”,“盖圣人之道大而能博，因材因时，言非一端，而要归于中正。故九流之精，皆圣学之所有也，九流之病，皆圣学之所黜也。”张之洞力奉儒学“经世”之旨，特别注重宏扬孔儒之哲学的兴教化、正人心的现实政治功能。他的“中学为体”，既指以儒学维系专制政治秩序，更指以儒学强化纲常名教统率下的人际关系。张之洞最担心的，并不在列强虎视鹰瞵于外，而在于“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于内，“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同心》被列于《劝学篇》之首要位置，正表明张之洞“惟此为大”的焦虑急迫之心。

其次，归纳、总结“西学”的丰富内涵，同时严格限制它“为用”的界限。在林则徐、魏源时代，“夷之长技”仅指坚船利炮。张之洞总结前人，从广泛的意义上概括了“西学”的内容:“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他具体阐释“西政”、“西艺”的涵义:“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除设立议院，张之洞将前此人们提出的中国应该仿效、采纳的西方资本主义近代文明的全部内容，统统纳入“西学为用”的范围。这里面既有科学技术，又有法律制度，还有行政措施。不过，张之洞坚决反对设立议院、推行民权，将民主政治排斥于“西学为用”的极限之外，其目的是为了守住“中体”的最后防线。

再其次，以清晰的形式凸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两面锋刃及其中心主旨。就洋务派而言，张之洞对于“中体西用”说的突出建树，在于从理论上为其“正名”，替这一时代“流行语”核定一个价值基准。《劝学篇》相当充分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劝学篇》撰成、刊行的1898年春夏之交，正是维新派“托古改制”，推行变法的高潮期，维新派极力鼓吹的兴民权、开议院等“西政”“西用”之说，猛烈地冲击着“中体”的最后防线。张之洞不失时机地推出《劝学篇》，直接目的就在于抵制维新“邪说”,其理论手段则是以平正公允之态，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名。惟其如此，一度对张之洞颇怀好感的梁启超后来力诋《劝学篇》“是嗫嗫嚅嚅者何足道？不三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野马，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将掩鼻而过之。”

张之洞对于“中体西用”论，不惟从理论上详加阐发，他还竭力实现这一主张，使其物化为晚清社会、经济、军事、教育的现实。

张之洞不仅是“中体西用”说集大成式的“力言”者，更是这一思想学说的集大成式的“力行”者。因此时人与后人将“中体西用”与张之洞紧密联系起来，成为了他的“专属”。

维新振学因忧国，御寇筹边敢逆鳞

颈联概括了张之洞的两大功业：教育维新与国防建设。上句指其创建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三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前身）等37所新式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主持制定《奏定学堂章程》，奠定中国近代学制；下句包含中法战争时主战立场（1884年《越南事宜折》）、庚子事变中参与“东南互保”等事。“逆鳞”用韩非子典故，特指1900年反对利用义和团排外，电奏“乱民不可用，邪术不可信”（《张文襄公电稿》），触怒端郡王载漪等守旧派。

“维新”与“御寇”体现张之洞“破立并举”的施政逻辑：既创办汉阳铁厂（洋务），又编练湖北新军（强兵）；“忧国”与“逆鳞”则揭示其“外儒内法”的政治智慧，如戊戌变法时既支持废除八股文，又反对康有为激进改制（见《劝学篇·正权》）。对仗中隐含的辩证思维，可比王闿运评价张诗“如黄钟大吕，正声感人”。

1905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奏请立停科举，以便推广学堂，咸趋实学。清廷诏准自1906年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并令学务大臣迅速颁发各种教科书，责成各督抚实力通筹，严饬府厅州县赶紧于乡城各处遍设蒙小学堂。由此可知张之洞之识见与气魄！

光绪十五年（1889）七月十二日，张之洞调补湖广总督，开启人生旅途的重要阶段。张之洞督鄂近二十年，正值五十二至七十岁之间，是成熟而又精力尚充沛的时段。他以湖北为舞台，倾其一生主要心力于此，确乎成就了一番事业。张之洞以洋务实绩垂名青史,今人念念不忘者，多在于此。而其洋务事业，抚晋不过萌其芽，督粤也只是小试其端，湖北才是收实功之地。

经张之洞督鄂近二十年的惨淡经营，湖北由一个深居腹地、经济文化均处中等发达程度的省份，一跃而为晚清全国最重要的机器工业中心之一，某些门类如钢铁工业、军火工业等在当时的东亚也占据领先地位；新式学堂的创办、游学生的派遣、洋操洋械新军的组训，也居全国各省前列。就清末洋务事业的综合发展水平而论，湖北驾乎天津而直追上海后尘。

张之洞督鄂十余年，倾全力于近代机器工业的兴办。他排除万难,百折不回，终于在武汉建立起包括冶金、矿业、军工、纺织等行业的门类比较齐全的近代大工业体系，打破了传统的小生产方式的一统天下，奠定了民族近代工业的根基。比如亚洲第一家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汉阳炼铁；晚清较大较先进的军工企业——湖北枪炮厂；华中近代纺织工业之奠基——湖北布、纱、丝、麻四局等。

还有中国近代铁路事业的开拓，如修筑芦汉铁路，督办粤汉铁路等。尤其是新式教育的创设，更体现了张之洞的儒者本色。

同治元年（1862），贡生黎庶昌请开绝学之科，同治九年周浙总督英柱等奏开算学科，光绪元年（1875年）李鸿章建议科考加试自然、算义，光绪十年（1884）潘衍桐奏请开艺学科，包括制造、算学、舆图等。六、七十年代，京、津、沪等地陆续出现各种新式学堂。但此时的张之洞思想还囿于守旧的“清流”轨道，他先后于湖北办经心书院，四川办尊经书院，山西办令德书院，其宗旨仍不脱传统陈规。八十年代以后，随着他由清流党向洋务派的迅速转变，他在兴实业，练新军的过程中，时时感到通晓时务人才的极度缺乏，进而得出“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人才之贫由于见闻不广，学业不实”的结论，萌发了改革传统教育的想法。督粤期间，他已将这一想法付诸实施，创办了广东水陆师学堂，移督湖广以后，更是大举进行。十余年间，在湖北地区创立了比较完整的、成龙配套的近代教育体系。

先是改造经心书院，创办两湖书院，同时也兴建一批新式学堂，提倡分门研究，尚实尚精。随后在原有的经学、史学、文学之外，又加入舆地、算学、格致、体操等新科目，同时又兴建了一批专业学堂，聘请外国人任教习。后又兴办了一系列近代学校，包括普通教育、军事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等门类，同时鼓励私立学堂的开设。无论从新式学堂的数量、规模，还是从专业门类的配套，各级教育的衔接体制等方面衡量，张之洞在湖北的教育兴革，都堪称后来居上，领先全国。

张之洞在兴办洋务过程中，深感实业、外语人才的缺乏。“不讲农工商之学,则中国地虽广、民虽众,终无解于土满人满之讥矣”。九十年代以后，他于实业教育方面注力尤多。

光绪十九年（1893）十一月，请立自强学堂。奏称学堂宗旨言：洋务日繁，动关大局，造就人才，似不可缓。亟应及时创设学堂，先选两湖人士，肄业其中，讲求时务，融贯中西、研精器数，以期教育成材，上备国家任使。

学堂设于武昌城内铁政局旁，初设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每门计划招收二十人。光绪二十二年以后，将算学门移人两湖书院，格致、商务两门因无合适教材而停开，仅留方言一门。开课语种为英、法、德、俄四科，后又增设日语。每科学额三十名，录取条件是“以华文为根底，以圣道为准绳。”

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设立以培养外交人才为目标的方言学堂。学习历史、地理、公法、交涉等课程，分习英、法、德、俄、日语。学制五年。方言学堂后发展成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国立武昌大学，是今天著名学府武汉大学的前身。

光绪十七年（1891）八月，设算学学堂，附列方言、商务两门。如学生愿兼习化学、矿学，可就近往铁政局见习。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以“农务尤为中国之根本”，奏请开办农务学堂，招募美国教习，“招集绅商士人有志讲求农学者入堂学习，研求种植畜牧之学”。开设农务学堂的同时，又设工艺学堂于江汉书院旧址。募日本教习分授理化、机器等学。“招集绅商士人有志讲求商学者入堂学习，并派中国通晓化学制造之士人邦同教导艺徒，讲求制造各事宜。”学额六十名，附艺徒三十名，分理化、机器、制造、纺织、建筑各门。学制与农务学堂同。此外，还开设了矿业学堂、工业学堂、方言商务学堂、驻东铁路学堂、军医学堂等，培养各种专业人才。

二十世纪初年开始，张之洞兴学的重心转移至普通教育。在他的倡导下，湖北地区形成了初等、中等、高等学堂成龙配套的普通教育体系，开全国风气之先。

随着各类新式学堂的开办，师资问题日显突出。张之洞“查各国中小学教员咸取材于师范学堂，故认师范学堂为教师造端之地，关系至重。”他陆续开办了一批师范学堂。

光绪二十八年（1902），张之洞于武昌宾阳门南开办湖北师范学堂，课程除普通中学堂所开设的诸门以外，另开师范专业必修的教育学、教授法、学校管理法等。学额一百二十名。学制两到三年。为应付师资急需，又设速成科，一年毕业。学堂以廪生陈毅、举人胡钧为堂长，又聘日本师范教员一人为总教习。这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最早的独立完备的师范学校。

光绪三十年（1904），张之洞拨出库平银四万三千两巨资，将两湖文高等学堂改为两湖总师范学堂，又设初等、高等小学堂各一附属于内，作为学生实习之处。学校规模宏大，设仁、义、礼、智、信五斋，计划招生一千二百名，号“千师范”，学制五年。实际招收七百多名。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即为该学堂毕业生。

湖北师范传习所是我国教师进修学校的开端，光绪三十年（1904）开办，所学课程有教育学、教学法、学校管理等。张之洞还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创办湖北敬节学堂，培养幼儿教师。创办湖北育婴学堂，培养婴儿保育员。

张之洞督鄂期间，亦十分热衷于派遣学生出国游学。认为“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而且认为“西洋不如东洋”。一则日本路近费省，二则易于考察控制，三则相对于欧美语言，日文更便于中国学生掌握，四则日人已对西学做了选择介绍，便于学习。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派出湖北第一名公费留日学生戢翼翚。以后又陆续派出大批学生赴日学习实业、师范、法律、警察、军事。“据光绪三十三年的统计，留日学生全国各省共计5400多名，湖北所派学生即有1 360余名，占了四分之一，所以湖北在当时有先进省之称”。

张之洞办学的累累硕果，总结下来，计有：

1867年至1873年，任湖北学政期间，建经心书院。

1874年至1876年任四川学政期间，创尊经书院，成为今四川大学的前身。

1881年至1884年任山西巡抚期间，创办令德堂，发展为今山西大学。

1885年至1888年，任两江总督期间，创三江师范学院，是今南京大学前身。

1887年，兼任两广总督，在广州创办广雅书局和广雅书院，为今广雅中学。

任职湖广总督期间，1893年创办自强学堂，为今武汉大学源头。

1898年创办湖北农务学堂，发展为今华中农业大学。

1898年创办湖北工艺学堂，成为武汉科技大学前身。

张之洞一生所办各类书院和学堂，达60余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京师大学堂的恢复与兴建，张之洞也与有功焉。

1898年7月3日，光绪帝下令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后因“戊戌政变”，学堂已经形同虚设。1902年战事平息后，清廷下令恢复京师大学堂，任命吏部尚书张百熙为管学大臣。1903年6月，清政府任命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共同修订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这次修订将大学堂的学制分为三级：“高等学堂”（相当于预科）、“分科大学”（相当于本科，包括各类专业）和“通儒院”（相当于研究生院）。

1908年5月，清政府决定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科改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就厂甸五城学堂地方改建校舍，奏派陈问咸为监督。这是我国高等师范学校独立设置的开始。11月14日，京师优级师范学堂举行隆重开学典礼，学部大臣张之洞及左侍郎严修、右侍郎宝熙等均出席。张之洞发示训辞：

师范教育，是为一切教育发源处，而京师优级师范，为全国教育之标准。故京师师范，若众星之拱北斗，而北斗光细，则众星带不辨其为北斗矣。是以京师师范关系重大，惟望诸君子善体此义，勉学勿怠。膺此重寄，期为他日之一师表云。

张之洞不仅强调了师范教育的重要性，而且以众星拱北斗，比喻京师优级师范是全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带头雁，强调于国家“关系重大”，“膺此重寄”，希望不负重托，兴旺发达，光芒万丈。

“御寇筹边敢逆鳞”一句，充分显示了张之洞的军事才能。比如其抗法。张之洞死后，清廷追谥“文襄”。晚清重臣中，谥“文襄”者，仅左宗棠、张之洞二人。左氏戎马一生，与太平军、捻军及西北回民军恶战多年，又进兵新疆，讨平阿古柏，获“文襄”谥，顺理成章。比照左氏，曾有人对张之洞谥“文襄”表示疑问。张之洞的门生罗献修在挽联中为恩师辩白：

劝学踵仪征太傅，更有大焉，洵岭峤百世之师，颜欢寒士，长留广厦千间，惟惭后乐先忧，佛时谆勖为文正；

易名媲湘阴爵侯，夫何疑者，概中外两军相见，威震远人，独数谅山一役，全仗纡筹决策，将略知非短武乡。

此联言之洞督粤事迹，上联举文教，下联赞武功。罗献修以为，以张之洞在中法大战尤其是谅山大捷的建树，足以与左宗棠媲美，故谥“文襄”并非虚妄。事实上，张之洞的确在中法之战中显示了过人的军事谋略。

光绪九年（1883年），张之洞在山西巡抚任内，对于南方战事即提出“守四境不如守四夷”的战略构想，主张出兵越南，支援越军及黑旗军，拒敌于国门之外，以夺取战争主动权。

光绪十年春夏，法舰队攻陷马尾，围困台湾，主战场由陆路转到海路，台湾海峡成为战争焦点。张之洞一面竭力援济守台刘铭传部，一面奏请朝廷“缓台唯有急越”,“牵敌以战越为上策”。在海军实力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与法军在海上周旋，并无成效，只有采用“围魏救赵”之略，方可扭转战局。

张之洞提出，在陆路应分东西两路夹击法军。西路由唐景崧率景军入越南，会同刘永福黑旗军及滇军岑毓英所部，于光绪十年(1884年)末攻击据守宣光法军，收复宣光、兴化、山西的大部地区，后又取得临洮大捷，击溃西线法军。

在东路，起用老将冯子材及淮军将领王孝祺“出偏师助桂军，腾出兵力攻西路”，入越南作战。

冯子材此时已近古稀之年。前曾有人建议李鸿章起用冯赴越作战，李鸿章以其年老力衰未允。张之洞却认为，“冯虽老，闻未衰；旧部多，成军易；由钦往，到越速；在越久，水土习，用土人，补遣便，将才难得，节取用之。”果不其然。

冯子材受命于危难之间，最终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不仅扭转了中法战争的局势，而且一洗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军队抵抗西方列强入侵屡战屡败的耻辱，大长中华民族志气。张之洞称“自中国与西洋交涉，数百年以来，未有如此大胜者。”

唐景崧曾这样评论镇南关一役：

是役也，……非南皮尚书豫筹冯、王协桂之师，则桂军势不能骤振。然则南皮实为功首也。

诚哉斯言！

镇南关——谅山大捷，直接导致法国茹费理内阁垮台。这正是中越方面驱逐法军出越南的大好时机。但是，清廷的软弱，断送了前线军民浴血奋战的胜利成果。李鸿章认为“当藉谅山一胜之威,与缔和约,则法人必不再要求。”他向慈禧提出“乘胜收束”的主张，并以此为基本立场，重开谈判。为了使谈判能顺利进行，清政府下令：越南宣光以东战线，四月十五日停战，二十五日撤兵；宣光以西战线，四月二十五日停战，五月五日撤兵；台湾方面，四月十五日停战。

上谕传至前线，军民群议沸腾。张之洞于当天即致电总理衙门：“冯军刻必进攻北宁，大胜后方可言和”。第二天，他又致电慈禧：“款未定，万万不可撤兵。臣之洞谨昧死上陈，恳圣明熟思。”可惜张之洞敢批逆鳞却无法决定大局，最终的结果便是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法国虽然在战场上大败，但却在谈判桌上得到了它想得的权益，达到了其发动侵略战争的主要目的。

“父子双灯今尚在，千秋光照读书人。”

全诗尾联用张氏父子典故作结。张之洞之父张锳在贵州知府任上，每夜差役添油供寒士夜读，传为“加油”典故（见《兴义府志》）。张之洞继承父志，临终前仍叮嘱“平生学术行十之四五，政术行十之五六，心术则大中至正。”（《遗折》）。“双灯”既是实体传承，更象征文化道统的延续，恰如梁启超所言：“现今历行学校教育制度，皆前此二十年间张南皮苦心调停新旧之结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彬宇先生将“父子双灯”的典故升华为文明传承的象征，与顾炎武《日知录》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形成精神对话。钱仲联《梦苕庵诗话》谓张之洞诗“以学问为诗，而不觉其堆砌”，此诗正得其神髓。

道光十七年（1837）9月，张之洞出生于贵阳六洞桥的官舍，是张锳的第四个儿子，祖籍直隶南皮。因出生地位于六洞桥之孔明洞侧（今贵阳市博爱路一带），所以取名叫“之洞”。

张锳（1791—1856年），字右甫，一字春潭，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嘉庆十八年（1813）举人。道光六年（1826）赴贵州，历任清平、安化、贵筑、威宁、古州诸州县官，以清明廉洁、勤于政事、兴学育人著有治绩，升黎平知府。二十一年（1841）署兴义府知府，升遵义府知府、贵西道道尹，未久，要求还任兴义府知府。咸丰五年（1855）升贵东道道尹，翌年病逝于任上。

张锳在贵筑任职时，张之洞出生。7岁时随父到兴义府城就读。为了光耀门庭，他把在南皮张之洞叔伯弟兄张之渊、张之清等接来兴义，一方面是与之洞伴读，另一方面是同兴义的青年学子们集中培训。张瑛厚爱积极向上的青年学子，不惜重金延聘名师到桅峰书院执教。张之洞幼年时的老师，皆是一批饱学之士。

历来重视文教的张锳以实际行动，为助学爱才，育人强国，留下了一段佳话。张锳每晚都要派出两个差役夜巡安龙城，一人提灯笼，一人挑桐油。见哪户人家传出读书声，便上门高唱：“府台大人给相公添油啰！”读书人开门后，差役便把桐油加进灯盏，临走还要说：“府台大人祝相公用功读书，获取功名。”

在兴义府任职14年，张锳为学子添了14年灯油。还带头捐资，兴书院、修试院。他主持建造的兴义府试院，有大小房屋209间，号舍可坐千余人，是贵州省现存的唯一保护完整的科举考试场所。其中的天香阁，是张之洞幼时启蒙读书的重要场所，其少年时代的著作《天香阁十二龄课草》即以此为名。可以想见，耳闻目睹父亲倾心教育的张之洞，自己会如何努力向学，而又会如何继承父亲之志，力所能及，全力助学。

张锳还历十余年之功，主持纂修成《兴义府志》，被梁启超评价为“经名儒精心结撰或参订商榷”的优良名志，成为后世学者开展区域研究的重要文献。

1907年，70岁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奉调入京，将赴任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离任前，他在武昌蛇山临江的黄鹤楼旧址题下楹联：

昔贤整顿乾坤，缔造先从江汉起。

今日交通文轨，登临不觉米欧遥。

差不多在一甲子之前的1848年，父亲张锳同样在贵州安龙半山亭题写下一副楹联：

携酒一壶，到此间畅谈风月。

极目千里，问几辈能挽河山。

张之洞离任前，1905年湖北留日学生约1700人，占全国比重21%；1906年，其力主修建的京汉铁路全线贯通，成为清政府修筑的第一条铁路；离任后，1911年打响武昌起义的枪械，来自汉阳兵工厂出产的“汉阳造”……张之洞足以告慰父亲了。张家父子也足以如双灯齐明，光照读书人——

110年之后，同样是在这里，心怀敬仰、心潮澎湃的廖彬宇先生，写下了怀香帅父子的七律。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张之洞由湖广任奉召入京厘定学堂章程。此时离他于光绪十年离京赴任两广总督，已近二十载。重返京师，但见“老辈凋零，风雅歇绝，守旧者率鄙陋闭塞，言新者又多后进践躁之流，可与言者殆少。感愤之余，屡屡形诸吟咏。”

光绪三十三年（1907），张之洞以体仁阁大学士身份入军机，“天下喁喁望治”，朝政腐败却已达极点。满贵集团挂羊头卖狗肉,借“新政”之名，行专权之实。慈禧死后，载沣摄政，更是变本加厉，加紧排斥异己，集权于皇室。张之洞“入此非驴非马之政府，且时相��龁，遂致一无展布，名实俱损。”

几十年仕途鞍马劳顿，张之洞垂垂老矣。严重的肝疾，更令他痛苦不堪。宣统元年（1909年）六月以后，终至一病不起。八月二十一日，摄政王载沣亲临探视。张之洞仍以一片赤心，试图最后规劝载沣，明了亡国危机迫在眉睫，促其幡然醒悟，以振朝纲。

张之洞明白自己的生命已到最后时刻，告诫护持病榻前的子孙，“勿负国恩，勿堕家学，必明君子小人义利之辨，勿争财产，勿入下流”。又令诵读遗折：

当此国步维艰，外患日棘，民穷财尽，百废待兴，朝廷万宵旰忧勤，预备立宪，但能自强不息，终可转危为安。……无忘古人不戢自焚之戒，至用人养才尤为国家根本至计，务使明于尊亲大义，则急公奉上者自然日见其多。

就在摄政王载沣探视的当天亥时，张之洞辞世，终年七十二岁。二十三日，上谕加恩予谥文襄，晋赠太保，入祀贤良祠，翌年，灵柩归葬故乡南皮。

彬宇先生此诗超越了传统怀古诗的抒情框架，以“双灯”意象串联起晚清改革者的精神谱系，充分彰显了张之洞“开铁矿、辟马路、主自強；习兵战、整海军、定武备”（辜鸿铭评语）的洋务实践与“守道救时”的文化立场。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其“西学为用而不蔑儒经，新政能行而不敢悖祖制”（《清史稿》评）的调和智慧，至今仍为中西文明对话提供历史镜鉴。张氏父子的实践启示我们：真正的教育革新，既需“添油”的细水长流（如张锳的十几年坚持），更需“淬火”的胆识魄力（如张之洞废科举）。当半山亭的楹联“问几辈能挽河山”与廖彬宇先生“天生砥柱峙中流”在诗意中相遇，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便有了新的答案。（本文多参考《张之洞评传》·冯天瑜 何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