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增量第一城”，又出现新面孔了。近日发布的《2024年贵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4年末，贵阳常住人口660.25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9.96万人。
至此，在全国已公布2024年末常住人口的城市中，贵阳以微弱优势反超深圳（2024年常住人口增加19.94万），暂居全国第一，并连续四年常住人口增量超过10万人。
作为综合发展实力并不算非常突出，人口、经济体量都不靠前的内陆省会城市，贵阳常住人口持续保持的较快增长态势，放在主要城市人口增速显著放缓的大背景下，呈现出明显的“反差感”。
贵阳“人气”逆势上扬的密码何在？背后又映衬出怎样的区域人口变化新动向？
01
人口结构优势+后发优势
2024年，贵阳GDP为5777.41亿元，常住人口为660.25万人，在GDP万亿城市、人口千万城市持续扩容的今天，其存在感并不算强。但在过去四年，贵阳常住人口共增加了超过60万人（2024年常住人口660.25万人，2020年为598.70万人），放在全国都是非常亮眼的存在，超过了多数GDP万亿和人口千万城市。
其中，一个最大的显性原因是人口结构红利。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贵阳市60岁以上老年人的比例为13.3%，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5.4个百分点。相对较轻的老龄化，直接扩大了出生率优势。2023年，贵阳人口出生率8.6‰，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2个千分点；自然增长率达4.52‰，更是比全国平均水平（-1.48‰）高出6个千分点。
当前，全国总人口已连续三年负增长，不少省份和城市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都告负。在这种情况下，贵阳依然能够保持较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无疑成为一个重要的人口比较优势。
如果说贵阳人口的自然增长受益于人口结构优势，那么人口机械增长则主要得益于“后发优势”。
作为西南内陆的省会城市，贵阳的整体发展基础相对薄弱，在过去相当长时间里，产业、基础设施等都与先发地区有着显著差异。但过去十多年，贵阳在这些方面都上演了“弯道超车”，迎来跨越式发展。包括高铁网络的加速完善、大数据和电子信息产业的异军突起等，在整体上重塑了城市的发展环境和动能，由此为人口承载力的增强，提供了根本性支撑。
此外，贵阳较早开启“零门槛”落户，并加大引才力度，也为贵阳的人口机械增长打开了新的窗口。如2024年，共吸引13.06万名高校毕业生在“筑”（贵阳简称）就业创业。
还值得注意的是，有“中国避暑之都”之称的贵阳，近年来气候优势也成为吸引游客乃至常住人口的一个重要“软实力”。而作为服务业的文旅产业的快速崛起，不仅扩大了就业空间，也让城市的对外形象获得新的加分。这些同样增加了城市的对外吸引力。
02
全省托举，支持打造“强省会”
观察贵阳的人口增长情况，有一层现实逻辑不容忽视，即“强省会”模式。
事实上，在贵阳常住人口持续高增长的同时，绝大多数省会城市的人口规模也都在继续膨胀。这一点在过去人口普遍增长的情况下，可能并不十分扎眼。但当前总人口负增长，不同区域的人口发展表现进一步分化，省会城市的人口“虹吸力”就变得相对更突出了。
比如，在目前公布2024年常住人口数据的城市中，增量靠前的基本上都是省会城市。这主要是因为，作为省域中心，即便全省人口减少，省会城市依然可以凭借对省内的人口虹吸力而维持常住人口增长。
如湖南、江西、河南等省份，常住人口已连续负增长，但并没有影响到长沙、南昌、郑州等省会城市的人口规模持续扩大的势头。
这一方面与“强省会”战略下的政策驱动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由省会城市本身的发展优势所决定的。一般而言，省会城市是一个省的政治中心，也是全省的经济、文化、交通、医疗、教育等中心。这意味着省会城市往往汇聚了全省最多的高端发展要素和资源，属于绝对的发展“高地”，由此自然成为全省人口的“优选地”。再加之近年来多数省会城市的落户门槛显著降低，更加便利了人口的流入。
正因为此，眼下对不少内陆省份来说，实施“强省会”战略，支持省会城市继续“做大做强”，提升产业承载力、人口承载力，也成了为全省“留人”的一条现实路径。毕竟，全省缺乏一个对省内人口具有足够吸引力的“强省会”，就可能出现更多的人口外流。
如2021年，贵州省《关于支持实施“强省会”五年行动若干政策措施意见》就提出，2021年至2025年，省级分享贵阳贵安的土地出让收益全额返还贵阳贵安；建立“钱随人走”挂钩机制，完善转移支付办法，将新增常住人口作为转移支付的分配因素，增强贵阳市教育、卫生、公共安全和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保障能力。这实际上就是在全省层面，为支持贵阳做大人口规模，提供必要的政策和资源保障。
可以说，不少省会城市人口的持续扩张，离不开举全省之力的托举。
当然，目前的贵阳，无论是就省会首位度而言，还是人口、经济体量上，相对省内其他城市的优势来看，与真正的“强省会”都仍有较大的距离。但反过来也说明，贵阳依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可以挖掘。
03
省会城市vs直辖市
之所以说省会城市近年来的人口吸引力反而有“鹤立鸡群”之势，一个重要的参照是，直辖市的人口增速明显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
2024年，四大直辖市中，北京、上海、重庆的常住人口全部告别增长，分别减少2.6万、7.19万、0.96万，天津则刚好持平。
这很难说只是偶然。因为此前北京、上海、天津常住人口就已多次出现负增长。重庆在2023年更是减少了接近22万。
这些城市的常住人口负增长，具体原因有差别。比如，北京、上海、天津，依然保留了较高的落户门槛。重庆作为内陆地区的直辖市，虽然落户门槛较低，但在产业发展质量和就业空间上缺乏北京、上海这样的竞争力，对市外人口的吸引力本身相对有限。
同时，直辖市与省会城市的人口增势差别，在当前背景下，还有两点非常突出的现实原因。一是，四大直辖市均为超大城市，城镇化率相对较高，老龄化也相对更深度，因此更早进入了人口自然负增长阶段。
二是，直辖市相对缺乏足够的人口“转圜”空间。比如，北京、上海虽然常住人口都超过了2000多万，但一些省会城市对应的是动辄五六千万甚至更大的省域人口腹地，后者在虹吸市外人口上，有着先天优势。而北京、上海虽然具有全国范围的人口吸引力，但本身有一定的落户门槛。
还有个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城市人口不可能无限扩张。北京、上海本身已拥有2000多万人口，重庆人口甚至达3000多万，这在客观上也决定了很难再维持过去的高增长。而2024年，2000万人口以上的四座城市——重庆、北京、上海、成都，仅成都人口继续保持增长，本身也释放了一个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