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网消息：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主要内容是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应对美国关税战带来的外部冲击，此次会议的定调和部署格外重要。针对接下来的经济工作，会议在哪些方面进一步明确了方向和重点？如何进一步出台支持措施，并且保障措施的尽早落地？
会议总体释放出的重要信号是什么？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资深专家委员 朱民：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释放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就是中国政府在应对当前美国政府发起的巨大不确定的贸易战，是有充分准备的，有预案，有政策，是当前稳预期特别重要的方面。这个预期，不但是稳中国经济的预期，也是稳世界经济的预期，因为中国稳住了，世界也能稳住。
所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是用一个会议方式，以中国政策的透明性和坚定性，来告诉中国国内和世界，我们是有政策应对未来外部可能会受到的巨大冲击，这个对稳住当前的情形特别重要。
如何看待会议强调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
朱民：这是根据现今的国际和国内经济金融形势而做的一个特别务实，也是坚定的决策。从国内情况来说，我们在继续改革做结构调整，继续推动高质量发展。但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外部巨大的冲击，在这个情况下第一件事是坚定不移把自己的事做好，这一点会议强调得特别明白。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坚定不移地开放，这个很重要，开放在当今有很多不同的含义。
首先，开放对中国经济进一步改革和发展、高质量发展特别重要，因为中国经济是在改革开放中发展起来的。
与此同时，在美国政府打贸易战、去全球化的时候，中国坚定不移地支持全球化，坚定不移地继续改革开放来拥抱世界。
这两条战线就在这个关键点紧密地连在一起了，所以这次中央特别强调这两件事都要做好。
如何看待宏观政策要“加紧实施”和“用好用足”？
朱民：中央一直强调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其实这些措施都是在做的。在这个方面，很重要的就是给市场提供信心，用积极的宏观政策给市场和经济保底，让大家知道，无论外面的风险和波浪有多大，宏观政策在支持，这个对于信心是特别重要的，这也是2018年“特朗普1.0时期”贸易战之后总结出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经验。
与此同时，宏观政策里也有很多变化，比如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了财政赤字的增加，直接可以用于民生，这个对当前保民生，保消费以及应对当前贸易战的情况特别重要。同时，在财政政策里面强调长期国债、地方债、专项债结合，来帮助中国科技型企业的融资瓶颈突破，这个又是在当前贸易战的情况下，在比较紧张的情况下支持中国企业发展的财政政策。整体来说，财政政策就是政府要努力出政策，要出钱，要出力，而且要落地。
此次会议提到货币政策要 “适时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充裕”，这点很重要，因为会增强市场流动性，提振市场信心。这次会议还特别提到，要充分创设新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这是中国用得一个特别好的新型货币政策工具，比如在疫情时候，我们用了很多对中小企业贷款扶持的货币政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会逐渐推出更多支持外贸企业等方面的结构性货币政策，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来支持企业度过当前困难和挑战，整体来说，这个态度是非常积极的。
对受关税影响较大的企业提高稳岗返还比例
朱民：在打贸易战的时候，贸易企业一定会受到影响，因为这是一个结构性的调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就会遇到，企业可能暂时有工人下岗，需要有失业救济金继续支持和保障，能让他们稳住很重要。一旦因为贸易原因，影响了企业和就业，工人就失业了，当然就会很困难，所以能够确实增加和保证对贸易企业受影响工人的失业救济政策，这是给整个市场信心的特别重要的方面，这是政府在出政策支持企业，所以对企业和当前贸易战经济稳定的作用是很大的。
我们还需要继续出台这方面的政策，因为贸易企业的调整，不是一下的事，中国的贸易企业是很有竞争力的。比如2018年中国对美国出口额5000亿美金，经过了贸易战，美国把关税从3.75%涨到19%，现在中国对美国出口额还是5000亿美金，我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3000亿美金。中国企业是很有竞争能力的，但是要给他们时间，要给他们空间去调整。所以政府给出政策，确保工人在调整的过程中失业有救济，转岗有支持等一系列政策，把就业、民生和发展连起来，我觉得企业在市场上发展应该是可以看到未来有希望的。
如何看待此次会议再强调防风险？
朱民：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还是对风险做了很好的定位和分类，也就是说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国际上超预期的冲击，带来了不稳，以及带来了贸易企业可能冲击到就业等等问题。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们还是有内部的风险，比如地方债的风险仍然存在，房地产的风险仍然在化解之中。
所以这次中央强调，我们在应对外部冲击的时候，仍然要管好以前的旧账，不能让这些旧账再一次“萌发”，这是汲取了过去很长时间的教训，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管好已经有的风险，同时应对当前问题，不是让以前的问题重新“萌发”起来，这是中国长期可持续发展特别重要的方面。其实也是给各级政府和各级企业提出了特别高的要求，在面对未来不确定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把自己的风险管好。
未来要在哪些领域储备增量政策？
朱民：其实我们的政策空间很大。这一次从去年9月份以来，我们就把宏观政策放在第一条，保底、保信心，这个就意味着，在面对未来可能的超预期冲击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空间。我们还有财政政策的空间，还有货币政策的空间。
而政策财政和货币政策，都可以根据外部冲击不同的程度，满足比如说对外贸企业、对外贸就业，对外贸结构转型等产生的结构方面支持的需要，以及对我们要形成的新的产业链的支持，特别是发展新兴的服务业，这些都需要宏观政策的支持，而现有的宏观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大的框架，其实都是有空间的，只是我们在需要的时候把它拿出来，形成一个新的产品，这也是传递了一个很重要的信心和信号给市场，就是我们自己稳住，自己做我们的转型，就能把这个关扛过去，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我们的工具箱是大的，具体的工具是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来不断地产生的，这也是中央要求各级政府有作为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
如何看待“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大力发展服务消费”
朱民：我觉得这些政策，既有短期性，也有长期性。
1、短期来说，是我们应对贸易战必然采取的措施，因为在贸易战的过程中，内贸和外贸市场要结合起来，把两个市场打通，这对于外贸企业、外贸行业对中国居民的消费，都有很大的帮助。
2、居民要消费，当然得提高居民的收入，所以这一次特别强调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中低收入居民消费弹性是最高的，也就是说每增加一块钱，他用于消费的比例是最高的，因此直接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第一是民生和公平的问题，第二是直接扩大消费的问题，所以很重要。
国家政策已经很明白，基本收入要能够和整个GDP增长速度保持一致，还要超过。与此同时，退休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每年都要按照GDP增长速度上升，能够让中低收入群体有信心消费，这个很重要。
3、这次强调很重要的是服务消费，中国的商品消费占GDP比重已经达到32%左右，这个水平在全世界看是不低的，我们的医疗、教育、旅游、文化等其他的消费相对来看还是低的，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服务业消费要提升，需要改革，需要提升服务业的劳动生产力。改革包括很多方面，首先服务业的价格要理顺，要让市场决定。
第二，服务业要开放，要引进国际竞争。
第三，服务业进入市场的壁垒要打开。因为服务业有很多软的约束，所以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就变得特别重要。
所以在现在的经济背景下，几个措施既有短期的应对当前贸易战的不确定和全球经济下滑的作用，更多的是和中国长期的战略发展，立足国内消费市场，立足服务业发展，完全是一致的。
如何看待会议强调要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的“四稳”？
朱民：这个具有现实的考虑。在贸易战的情况下，外贸企业肯定会受到影响，2018年当特朗普打贸易战的时候，当初一下子把关税从3.75%涨到19%，企业平均15%的边际利润，这个消化很不容易的。外贸企业要有很大的调整，要削减成本，要多元化出口的方向，要技术的改进，都要花时间，所以这个是企业结构调整会面临的困难，这是实实在在的事情，所以这一次的政策就把这个放在前面，保就业、保企业，这个微观的机制保住了，我们才会有宏观的发展，所以这是特别务实的方面。
我觉得把“稳就业”“稳企业”放在前面，这就是给了外贸一个很大的信心。外贸有很大的信心，中国的就业，因为有几千万的外贸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就业就有信心，中国的经济就会有信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这次四稳，把“稳就业”“稳企业”放在前面很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四稳里面的前两个稳，是中央一再强调的“稳民生”，在所有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中国转型的过程中，在面对如此激烈的国际环境中，稳民生和保民生是特别重要的，这一次会议精神非常的明确，当我们在看到这是贸易的问题，这是国际斗争的时候，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做好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保民生，是把我们的就业和企业保住，这是我们的落脚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次会议特别重要的方向。
